专访全国人大代表杭侃：让百万文物“住”得好，让千年石窟“活”起来

作为考古学者，杭侃的日常总是在路上。三十余年来，石窟保护、田野考古、学术研讨、一线调研填满了他的日程表。3月6日，山西代表团媒体开放日现场，杭侃说到“研究其实是最好的宣传”，会后便被等候已久的中外记者团团围住。作为云冈石窟的守护者，他的每一句话都牵动着外界对这座世界文化遗产的关注。

3月8日，专访时刻，全国人大代表、云冈研究院院长杭侃的话题，从他今年全国两会的一份建议展开——建造区域性文物库房，破解基层文物存储难题。528万人次游客与320余万件可移动文物，构成了杭侃履职中始终萦绕心头的双重议题：如何在保护与开放之间寻找平衡？

▲全国人大代表、云冈研究院院长杭侃（图源：山西日报）

“文物库房”：给基层珍宝一个安全的家

“在一个密闭的地下室里待了半小时，出来咳嗽了半个月。”回忆起去年探访一家县级博物馆库房的经历，杭侃语气低沉。那里存放着一级文物，但“死看硬守”的保存条件却让他忧心忡忡。

这不是个例。杭侃用一组数据揭示了基层文保的困境：截至2024年1月，山西省拥有320余万件可移动文物、226座博物馆，而文物库房总面积仅12.65万平方米，平均每家博物馆不到600平方米。“这就像一个家庭，拥有珍宝，却缺少足够的、安全的保险柜，有的只能堆放在角落。”杭侃打了个比方。

▲云冈石窟全景  （图源：云冈石窟官微）

全国现有数千家文博单位，要求每家都自建高标准库房，既不现实也不经济。他给出的解题思路是：建设区域性文物中心库房——类似于高标准的“文物银行”。杭侃以山西为例：“比如晋北、晋中、晋南、晋东南，可以分别建区域库房，所有权不变。在此基础上，数字化工作、文物展览和活化利用就能真正提上日程。”

“上海浦东在2003年就建了公共库房，上海博物馆、上海历史博物馆等多个博物馆都在那里安家。”杭侃说，这一模式既有先例可循，又切中当下急需。

“削峰填谷”：528万人次背后的平衡术

2025年，云冈石窟接待游客量达528万人次，创历史新高，同比增长18.87%。这份亮眼成绩单的背后，是保护与开放之间的艰难平衡。

▲云冈石窟春节期间（9天）共接待游客27.4万人次

“云冈石窟面临巨大压力。”杭侃坦言，除气候变化外，旺季游客承载压力过大。他提出的应对之策是“削峰填谷”：削峰，是在旅游高峰时段将游客量控制在合理区间，当游客量达到承载总量70%时发布限流预警；填谷，则是让淡季“不淡”。1993年冬天他初次到云冈石窟时，景区几乎没什么人，而今年3月7日，景区接待了8000多名游客。

更让他欣慰的是淡季人群结构的变化：年轻人和深度游客在增加。去年，云冈研究院申报成功国家艺术基金“融·云冈艺术高校巡展”项目，“就是希望让更多年轻人喜欢上云冈石窟”。

杭侃把景区自身调控称为“小管理”，但他心里装着更大的蓝图——“大管理”，通过人工智能和大数据为游客规划更合理的线路。“有些事还需要顶层设计和实际情况相结合”，比如2026年大同市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启动云冈大景区建设，优化进出交通条件。“进来一条路，出来一条路，形成环线，交通就会顺畅很多。”

“数字革命”：0.03毫米的精度与8辆集装箱

“数字化技术一定会带来革命性的变革。”云冈石窟的保护工作中，数字化正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我们建立了数字云冈先进计算中心，扫描精度能达到0.03毫米，80%的洞窟已完成数据采集。”这项持续20多年的工作，最初是为了信息保存，如今已渗透到研究、管理、展示利用各环节。

▲工作人员对云冈石窟进行数字化采集（图源：云冈研究院）

在研究领域，数字化正在颠覆传统范式。杭侃的导师宿白先生曾提出“云冈模式”理论——云冈石窟集中了全国人力物力，为各地石窟树立了样本。过去研究这一模式的影响，需要考古学家一点一点画图对比。而现在，“我们甚至可以分析微痕，研究某个工匠是否搬迁，参与了什么新的工程”。

在管理领域，大数据成为景区平稳运行的“隐形守护者”。“如果是在过去的管理方式下，这么多人流量增加，想要平稳运行非常困难。借助大数据，我们还有潜力可挖。”

▲游客在上海参观云冈石窟主题展览（图源：新华社）

在展示利用领域，数字化让云冈“走出去”成为现实。正在上海举办的《云海相望——云冈石窟艺术特展》中，1:1复制的第12窟惊艳亮相。这听起来没有什么特别的感觉，但杭侃用形象的描述让公众理解工程规模：“8个最大的集装箱车，装运我们的构件，到现场再组合。整个搭建起来，空间高度得在10米以上。”

不过他也强调，目前的技术还不能替代亲临现场的体验。“很有意思，每次我们出去办展之后，来自办展城市的游客量就会相应增加。大家看了局部，还是想看整体。”云冈石窟数字化成果的全国巡展，正在成为激发公众亲赴大同、走进云冈的“催化剂”。

“发现云冈”：从民国车票到击掌打卡

提到敦煌莫高窟，人们下意识会想到“飞天”。提到云冈石窟的时候，人们最先会想到什么？云冈石窟如何拥有鲜明的传播符号？杭侃分享了一个让他惊讶的发现。

“1933年，梁思成等人去考察云冈石窟，是从北京西直门坐火车去的。我见过1933年的车票——一面是长城，一面就是云冈第20窟的大佛。”他说，“传播的历史可能比我们想象的要长。”

第20窟至今仍是云冈最具辨识度的符号。它是昙曜五窟之一，前壁坍塌后，大佛完全袒露，形成了强烈的视觉冲击力。游客来到云冈，大多会先走到这尊大佛前合影留念。而杭侃本人的微信头像，则是另一身被许多人视为“云冈最美”的造像——它藏在第五窟的阁楼之上，需要登高才能一睹真容。“它用在过门票上面。”杭侃说。

▲云冈石窟第5窟附12洞佛像（图源：云冈研究院）

如何让这些“藏在深闺”的云冈之美被更多人看见？云冈研究院正在开展“跟着艺术家发现云冈之美”活动，邀请画家、摄影师、雕塑家用各自独特的视角，挖掘云冈的动人之处。

▲游客对着第19窟打卡拍照

更有趣的是，许多新的“打卡点”是由游客意外发现的。第19窟的“击掌佛”就是典型——洞窟里伸出的佛手，正好可以和人击掌拍照，如今已成为网红打卡地。“我们想找第一个发现它的人，但没找到。”杭侃笑着说，“可能是偶然发现，然后在网络上传开了。”

“需要我们去重新发现云冈的特别之处，然后大家再去传播。”杭侃说，从历史的积淀到当下的耕耘，再到游客的意外发现，云冈的传播正是在这种多重力量的交织中不断延续。

▲云冈石窟清代壁画的保护修复（图源：云冈研究院）

从呼吁为基层文物“安家”，到探索为千年石窟“减负”；从用数字技术“复活”造像，到让云冈之美“飞入寻常百姓家”——文物存得安全，才能传得久远；文化传得开去，才是最好的守护。这是杭侃在今年两会期间留下的思考，也是文物保护这道时代命题的答卷方向。

山西新闻网记者 崔雅丽

编辑：李清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