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慧文：此生我始終鐘情編輯這個事業

2016-2018年度“趙樹理文學獎”獲獎作者系列訪談之十八

任慧文：此生我始終鐘情編輯這個事業

時間： 2020年06月12日11:04 來源：山西晚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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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任慧文，《太行文學》執行主編，他所編輯刊物的性格與氣質和他的為人很切近，厚重、大氣、執著，有著濃郁的山西地方特色。“這是我第三次參評趙樹理文學獎的優秀編輯獎。上次意外落選，這次意外獲獎。”任慧文說到自己獲得“趙獎”的情況，別有一番感受。“我所工作的地方就是趙樹理文學館，那裡是趙樹理先生的家鄉。等待評獎結果的那個下午，我一個人靜靜地站在趙樹理先生的雕像前，室外略帶寒意，看著夕陽斜斜地鋪展在大地上，我感覺這個世界有著從未有過的寧靜……”任慧文是期待這個獎項的。作為一名從事了25年的文學編輯，因為心向往之，最終等到了一樹繁華。
　　任慧文，1970年生，山西武鄉人。現為山西省作家協會會員，山西省作協六屆、七屆全委會委員、山西省散文學會理事，晉城市作家協會主席，《太行文學》執行主編。出版有散文集《記憶的碎片》《晉城風物》（合著），有作品在《中國作家》《黃河》《山西文學》《當代人》《山西日報》等報刊發表。獲2016-2018年度“趙樹理文學獎”，獲“晉城市優秀文藝人才”等榮譽稱號。
　　作為編輯，任慧文深耕在晉城這片文學沃土之上，發現和培養了很多優秀的文學作者，讓《太行文學》這朵“小花”盛開在全省乃至全國知名刊物的花園中。同時，讓很多地方作者為外界所知，成為山西文壇的后備力量。“這就是編輯的樂趣，一是和更多優秀的作者成為朋友，二是見証他們在文學道路上的成長，我覺得自己做了一件很有意義的事情。”6月8日，任慧文接受山西晚報記者採訪時說。或許，這就是他的初心。
　　第三次參評，終於獲獎　站在趙先生雕像前，內心小有微瀾
　　山西晚報：“趙樹理文學獎”，是鼓勵和引導作家創作優秀文學作品，推動文學事業的大繁榮與大發展，建設和諧文化，為廣大人民群眾提供優質精神食糧的一個重要獎項。由山西省委、省政府設立，山西省作家協會承辦，是山西省具有最高榮譽的文學獎項。您獲得20162018年度趙樹理文學獎，當時有什麼感受？
　　任慧文：這是我第三次參評趙樹理文學獎的優秀編輯獎。上次意外落選，這次意外獲獎。“意外”這個詞，本身就讓人五味雜陳。我所工作的地方就是趙樹理文學館，那裡是趙樹理先生的家鄉。等待評獎結果的那個下午，我一個人靜靜地站在趙樹理先生的雕像前，室外略帶寒意，看著夕陽斜斜地鋪展在大地上，我感覺這個世界有著從未有過的寧靜。先生也似乎在靜靜地注視著我，讓我心緒平靜。但平靜中又小有微瀾，畢竟我對這個獎項還是也有所期待的。平靜，是因為今后我還有機會。期待，是這個獎，對於山西的每一位寫作者或者編輯，都是一種肯定或認可。所有的人都希望自己被肯定，這是天性。
　　慶幸與作家朋友共同呼吸和悲歡　享受溫暖而細微的幸福
　　山西晚報：提到編輯，人們大都喜歡用“為人作嫁”這個成語，還有人甚至用春蠶、蠟燭來形容。這多少顯得這個職業又苦又可憐還有點悲壯。
　　任慧文：單純說辛苦或悲壯或許有點簡單。其實在編輯過程中，還是有很多樂趣的，我從每位作家的作品中學到了很多東西。我在自己的獲獎感言中說，“我可以在文字裡與每一位作家或作者進行對話。我真的很慶幸，自己能夠與這麼多朋友進行交流。慶幸此生與眾多值得敬畏的作家朋友一起呼吸，一起悲歡，這是宿命對我的青睞，也是寬窄裡的清香。”因此，盡管辛苦，盡管自己的工作是隱形的，但從某種意義上講，任何一個優秀的作品都是作家與編輯共同完成的。能夠編輯出好的作品，就是見証一個優秀作品誕生的過程。它已不單單是一項工作。
　　山西晚報：在《太行文學》雜志做文學編輯25年，對編輯這個職業最深刻的理解是什麼？
　　任慧文：我將編輯工作定位於是作者與讀者之間的擺渡者。作為編輯，從眾多的來稿中，遴選出精美的文字，呈現於紙面之上。讓讀者在快節奏的今天，能慢下來，從我所編輯的文字中獲得一絲寧靜，感受作家文字裡的平行世界，或者通過閱讀，學會思考，這應該是一件很美妙的事情。甚至多少有點神性。從這個意義上講，編輯和作者是一種共生關系，二者更像站在一艘獨木舟上，遇到難處時，互相拉對方一把。
　　隨著時間的推移，我更鐘情於編輯這項事業，並能從中享受到溫暖而細微的幸福。
　　山西晚報：主要編輯出版了哪些文學作品？
　　任慧文：《太行文學》是一個地方性小刊，但我努力拓寬辦刊的視野，堅持了“厚重兼容創新”的辦刊理念，不斷提升辦刊品質，讓這個小小的刊物，逐漸引起了國內大刊的關注。讓我記憶最為深刻的是，由我編輯過的作家張暄和劉雲芳的散文作品在《太行文學》刊發后，被《散文選刊》轉載，並先后獲得第一屆、第二屆“孫犁散文獎”。此外，近十幾年來，先后有十幾個作家的作品被國家級、省級刊物轉載。這也是衡量辦刊水准的一個標尺。
　　一旦發現是個可造之材　督促寫作者不要停下寫作的腳步
　　山西晚報：一個優秀的作者離不開編輯多年的培養，這麼多年您把哪些文學愛好者培養成為咱們雜志的主力軍？
　　任慧文：對於“培養”一詞，我比較謹慎。寫作是個人的事，我們想去培養別人，本身就是一種冒險。再者，編輯未必比作家更高明。我更喜歡說“發現”或“督促”。一個寫作者投稿給我，我會努力發現他的創造性和對寫作的態度。一旦發現是個可造之材，我會採取各種可能的辦法，督促寫作者不要停下寫作的腳步。因為好多作者剛開始對自己的作品處於一種朦朧的認識，作為編輯，有時候更多的是為他們樹立信心。好的編輯，是要當好作家的參謀，要有膽識、預見和決斷。
　　古人說，學琴三載，精神寂寞。一個優秀的寫作者在創作上，同樣會遇到瓶頸，這個時候，更需要編輯的鼓勵。應該說，這麼多年裡，我的努力沒有白費，《太行文學》有了一批創作質量相對穩定的作家，也就是“雜志的主力軍”。正是他們，才讓《太行文學》能一直保持今天較高的水准。
　　山西晚報：我也是做報紙副刊編輯的，有個感覺是在眾多的來稿中，突然發現一個新人嶄露頭角的時候，就像發現了一粒閃閃發光的金子，心裡特別高興，於是建立聯系，千方百計地去交流，並且有意識的去“培養”，給副刊陣地增加生力軍的同時，讓作者堅持寫作也算是一種動力吧。遇到這種情況，您是一種什麼心情？
　　任慧文：的確如您所說，作為編輯，能夠在眾多的自然來稿中發現一個新人，既是作者的幸運，也是編輯的幸運。這有一定的偶然性，也有必然性。這需要編輯始終抱著中正平和的態度去對待每一個作品。一旦發現新人，我更多地願意成為他們的朋友，而不單純是編輯和作者的關系。
　　為繁榮地方文學，想法培養后備力量　小說《捉馬筆記》給我別樣感受
　　山西晚報：培養建立一個高質量的、穩定的作者隊伍，對於編輯來說，是一個長遠的戰略，因為對刊物質量起著決定性的作用。
　　任慧文：作家隊伍建設是一項系統工程。一個穩定而又不斷發展的創作隊伍，對於一個刊物、對於一個地方的文學生態至關重要。這些年來，我們把《太行文學》作為培養基地，依托“太行文學筆會”的形式，邀請名家授課，不斷開拓大家的視野，接受新的信息。應該說，這種辦法收到了一定的效果。更重要的是，大家平常都分散在各個部門、各個行業，各自為戰，平常很少有這種集體交流的機會，而筆會，為大家相互交流提供一個場域。交流會產生刺激作用，最起碼會讓作者短期內處於一種相對亢奮的狀態。
　　此外，就是組織小范圍的採風活動，或者積極推薦作者去參加省裡組織的更高質量的培訓，將作者置身一個更廣闊的空間，對他們創作的提高更有益處。
　　山西晚報：作為編輯，天天看稿子的感覺和普通讀者是不一樣的，有沒有被某篇稿件的內容所打動，或者給您特別的感受？
　　任慧文：自然來稿更多的是水准較低。但作為編輯，每篇都需要瀏覽一下，生怕漏掉好稿子或新面孔。因此，瀏覽那些一般稿件時，更多的是處於一種苦悶或糾結的狀態。一旦發現一篇優秀的稿子，就像在平靜的水面猛然扔進了一塊石子，自然是如獲至寶。
　　至今我依然記得2016年第6期編輯楊紅的小說《捉馬筆記》時的感受。小說記述了那個特殊年代城鄉接合部人們的生活圖景，鄉村、電業局、部隊，相互獨立，卻又互相關聯。作家將當時晉東南的市井、人情，描述得纖毫畢現，對幾個底層人物的命運糾葛的描寫，以及對那個時代的人性，展現得幽微而精准，具有極強的空間感、時代感和現場感。我是長治人，而且自己所上的大學就在文中所寫的捉馬村附近，那種畫面感生動而逼真，尤其是其中的方言，讓我能感受到每個人物的呼吸。那種興奮，很難用語言表達。這篇優秀的小說后來又被《清明》選發。
　　在文學微信群裡發現礦工詩人榆木　抗疫期間，開設“抗疫文學”專欄
　　山西晚報：作為70后，經歷了文學從上世紀八九十年代的繁榮到后來的低谷，再到新時代對文學繁榮發展的新要求，每個歷史階段的文學發展是不一樣的。那個時候，文學作者的視角和現在有很大的不同。
　　任慧文：上世紀八九十年代的文學作品，有那個年代專屬的溫度。不得不承認，那是文學的一個好時代。這句話，同樣適用於今天這個時代。
　　在我的心目中，所有好的文學作品都應該是與前人的對話，都應該是對生活的一種反思。
　　山西晚報：在扶植當地文學新人的過程中，印象深刻的作者有哪幾位？
　　任慧文：我隻說發現。這裡我可以講一個例子。
　　我們晉城有一個80后的年輕詩人（這裡的年輕，只是與自己相比較）叫榆木。他是一個煤礦的井下工人。他寫詩的時間不長，甚至從來沒有給我們投過稿。但他在一個詩歌創作的微信群裡“活動”。
　　對於這類文學微信群，我平常較少關注。偶然一次，我發現群裡有個人寫了一組關於陵川縣巡家村的詩歌。巡家是我們單位幫扶的村子，或許就是這個原因，我打開看了一下，那種久違的、朴實的、真誠的敘述打動了我。於是，我千方百計找到了他的電話。
　　他從井下上來才接到我的電話。從此，我們之間建立起了一種較為緊密的聯系，我先后在刊物發表了他三組詩，並在刊物中間插頁對他進行了推介。
　　去年，申報“青春詩會”和“二十一世紀文學之星”叢書。我們主張他申報並予以積極推薦，最終入選“二十一世紀文學之星”叢書。
　　這件事對於一個年輕寫作者的意義不言自說。不管他將來能走多遠，肯定會對他的人生產生一定的影響。
　　山西晚報：今年新冠肺炎疫情期間，很多報紙和刊物都刊發了抗疫文學作品。作為《太行文學》雜志的主編，您是怎麼做這件事情的？
　　任慧文：這次席卷中國，乃至影響了整個世界的公共衛生事件，改變了無數人的命運。它無孔不入，存在於我們的生活，言語，空氣，乃至社會關系之中。
　　作為一本期刊，對於這個事件我們不可能置身事外，於是開設了“抗疫文學”專欄。尤其是隨著時間的推移，我的身邊，不斷會看到或聽到感人至深的故事。我們應該去記錄，去書寫。這是每一個作家的責任。但我們畢竟是一個純文學期刊，在組織稿件時，我明確一點，要為文學而寫，而非其他。保持刊物的文學性，一直是我追求的目標。這是原則！
　　喜歡編輯，便在這張冷板凳上坐下去　竭力使刊物《太行文學》更好
　　山西晚報：您大學期間是學生物專業的，畢業后從事文學編輯工作至今，這也叫跨界，說說為什麼選擇做編輯？
　　任慧文：這個說來話長。
　　我在大學學習的是生物專業，而且畢業之后是應該當教師的。但我在高中時就喜好文學。那時，畢業還包分配。機緣湊巧，於是我就改派到了文聯，成為太行文學社的一名文學編輯。
　　說實話，剛開始，我完全是一個門外漢。做編輯和單純對文學的喜歡完全是兩碼事。我深陷迷惘和泥沙俱下的生活當中，整個人一直處於一種游離的狀態。於是，空閑時間，我從小小的辦公室走到了碩大無邊的社會，試圖尋找自己的另外一種可能。這種狀態一下子持續了近十年。
　　真正把編輯作為一項事業來做，應該是我從鄉下挂職回來。經歷了世事的紛擾，突然感覺自己需要安靜下來。生物學上有個名詞叫“適者生存”，外面的世界盡管精彩，但並不適合自己，我是一個喜歡安靜的人，而編輯和讀書，是一種再好不過的選擇。於是，我在這張冷板凳上靜靜地坐了下來，直到今天。
　　慶幸的是，我和聶爾先生在一個單位。聶爾先生是大家，他堪稱晉城文學的靈魂人物，能在這裡遇到聶爾先生，是我一生的幸運。從他身上，我學到了很多，這也是我能堅持走到今天的根本原因之一。
　　山西晚報：作為編輯，這些年收獲頗豐。那麼，在個人創作方面，有什麼作品？
　　任慧文：《太行文學》編輯人手少，一直是一個問題。因此，需要自己承擔更多。某種程度上，這也鍛煉了自己。因此，說到作為編輯的收獲，除了做了一點事業外，再就是通過文學，我結識了一批摯友。這同樣是人生當中不可多得的財富。
　　但編輯業務的繁重，勢必影響到自己的寫作。這個矛盾似乎到目前為止，無解。但自己也盡量擠出時間，嘗試著寫一些東西，體裁涉獵到了小說、散文，文學評論，甚至詩歌。這既是豐富和充實自己，也是提高自己的編輯水平的一個必要補充。就像一個醫生，發現問題和解決問題是事物的兩個方面。
　　山西晚報：接下來的日子，有什麼打算？
　　任慧文：對於自己的未來，我沒有更多的想法。《太行文學》的編輯有著很好的代際傳承，正是不斷的接力，才有了今天。如今，她的未來出現了一些狀況，急需年輕面孔的加入，否則，我不知道未來這個接力棒能交到誰的手上。但這些，我無能為力。接下來的幾年，身為一個刊物的主編，又是一個地市的作協主席，自己需要做的事情還很多。我隻能盡自己的全力，去呵護這來之不易的榮譽。同時，也希望抽出時間，在自己的創作上，能做出一些成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