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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寫山西抗日根據地史
山西抗日根據地，在中國近代史研究中佔有極其重要的地位。對它的研究，不能不說是熱點，但鮮有從文化傳播史視角切入的“整體史”，張漢靜教授主編的《山西抗日根據地文化傳播史》就是這方面的一次突破和嘗試。誠如編者所言：“當前的歷史學和傳播學都已是非常成熟的學科，且擁有各自的學術研究領域，但二者之間的交叉研究，即對抗日根據地文化傳播史的研究可以說還屬空白，有待學者們去構建相關的理論體系和學科范式。我們之所以選取這一研究對象，既是出於填補空白的初心，也是對這一理論體系和學科范式的一次有益嘗試。”
既言之為嘗試，則自然不免“步履蹣跚”，但幸在其研究團隊成員始終秉持以“初心”，雖“如履薄冰”，卻也“小行其道”，令人耳目一新，在跨學科的交叉點上，提出了很多新問題、新理論與新認知。以文化傳播史研究學科的開放性，包容了根據地新聞傳播、文學傳播、戲劇傳播、音樂傳播、民俗傳播、倫理傳播、教育傳播、體育傳播等八個方面，搭建了一個多學科相互碰撞、相互對話、相互融合的學術研究陣地和平台。在這本書中，歷史學、新聞學、傳播學等學科不再是孤立封閉的，而是交融於文化傳播史研究之中，以區域史的視野聚焦於山西抗日根據地之中。
梁啟超曾表示：“歷史范圍極其廣博，凡過去人類一切活動的記載都是歷史。古人說，‘一部十七史，何從說起？’十七史已經沒有法子讀通，何況由十七史而二十二而二十四呢？”這一困惑，至今縈繞在史學研究者的頭頂上空，究其實質，也即如何以“問題意識”切入歷史的研究。山西抗日戰爭自1937年至1945年，雖有8年時間，卻也無法與“一部十七史”“二十四史”之廣博比較，但也浩如煙海，涉及近代社會文化生活的方方面面，幾乎每一個學科都能找到對話點。問題的復雜性在於，隨著研究范圍的不斷拓展，以及跨學科研究的興盛，山西抗日根據地史研究變得“毫無邊界可言”，而這勢必增加書寫的難度和“整體史”的架構，為此我們必須反思“何從說起”這一問題。
對此，在該書中張漢靜教授結合自身的學術背景和以往的研究成果，認為：“《山西抗日根據地文化傳播史》就是從歷史和社會的角度，用文化傳播的全新視角來探討這個歷史過程中的文化軟實力建設和文化主導權的獲得問題。”也即要重視中國共產黨的“文化建設”，“文化軟實力的斗爭方面我們始終都具有壓倒性的優勢，進而牢牢地掌握著社會的文化主導權，這也是中國共產黨人的革命斗爭區別於其他武裝力量的根本點”。
從文化傳播史的取徑來看，該書突破了以往就“新聞”而論“新聞”，為“歷史”而探“歷史”的研究偏向，推動多學科的互動與融合，將研究的視野聚焦於中共在山西抗日根據地所進行的文化實踐的各個方面及其在傳播過程中對民眾記憶、社會文化、抗戰思想的建設等內容。“文化不僅不再依附於社會和經濟，同時它還具有能動性，即反過來塑造或生產著社會和經濟”，也即本書所認為的“中國共產黨人在山西抗日根據地進行的文化傳播並不是僅僅局限於某些單獨和孤立的方面，而是在全社會的層面，分層次、成系統、全方位展開的，是一套完整的社會體系的構建。具體體現在新聞、美術、戲劇、音樂、教育、文學、法律、體育等社會文化生活的若干主要方面”。這也成為我們理解和重新認知山西抗日根據地史的“一把鑰匙”和“整體史”書寫的關鍵切入點所在。基於這一問題意識，該書邀請了十余名中青年學者，以分工負責的方式，對山西抗日根據地史進行了文化傳播史視角的重新書寫。
當然，這本書因為是“初步嘗試”，不免存在著一些不足。比如部分章節存在著“以偏概全”的問題，僅僅談及某一根據地，而未涉及山西地域的其他根據地的情況。這是因為作者對歷史的時空劃分和當下的行政區域規劃之間的沖突未能很好把握所導致的，而對於兩者如何平衡，如何進行時空轉換，都有待后續深思。此外，某些章節還存在史料呈現多、論述少的問題，且很多史料的突破性不高，多數都是文件、檔案匯編等“二手文獻”，對田野與社會中的“一手文獻”挖掘明顯不足。但是，瑕不掩瑜。該書在立意選題、研究視角、體系架構、突出融合等方面的探索，還是值得肯定的。《山西抗日根據地文化傳播史》作為根據地研究的深化成果，作為一種手段和方法，無疑有助於提高山西根據地史研究的深度和品質，推動山西抗日根據地研究的多學科融合，為我們展現了根據地史研究的一種切實可行的路徑。
賈登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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