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文達：穿越回清代，見証山西科舉興衰

省圖“清代山西科舉史料展”驚艷並州

張文達：穿越回清代，見証山西科舉興衰

時間： 2020年06月06日08:20 來源：山西晚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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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隨著新冠肺炎疫情的持續向好發展，繽紛絢爛的6月天如期而至。人們陸續走出室外，讓夏季熱烈的陽光暴晒郁悶已久的心靈。
　　各地復工、復產、復學已經全面展開，很多文化場所也逐漸恢復了以往的書香和繁華。5月18日是“國際博物館日”，6月的第二個星期六又是“文化和自然遺產日”。適逢此時，山西省圖書館推出了“清代山西科舉史料展——張文達先生收藏”專題展覽，沉寂多時的省圖熱鬧起來，諸多省內外的收藏愛好者紛至沓來。
　　張文達，70后，山西忻州五台縣人，1995年被忻州一中保送清華大學，2003年從清華大學能源與動力工程系的流體機械與工程專業碩士畢業，現在北京工作。他從小深受中國傳統文化的熏陶，喜歡對歷史和古籍刨根問底。在踏出學校、走入社會后，他在一家涉外知識產權律師所工作一直至今。在每天繁重且極具挑戰性的法律工作之余，他逐漸喜歡上了與他日常從事的法律、技術、外語等工作無關聯的清代科舉史料的收藏與研究。如果你碰巧進入山西省圖書館，信步於三層的文源書院，就會欣賞到張文達收藏的五十多件清代山西科舉史料精品。不經意間，仿佛穿越回一百多年前的清代，與歷史上的三晉翹楚進行隔空對話，在腦海中浮現他們寒窗苦讀、金榜題名、衣錦還鄉時的盛況。
　　6月1日，午后的陽光斜照進明亮的窗戶，窗台上的君子蘭開得正嬌艷。在這樣的情景之下，通過微信視頻，作為收藏家的張文達開始娓娓講述自己與清代科舉有關的那些故事。
　　“雖然只是業余愛好，但讓我看到了當時科舉制度的先進性，以及其存在的不足。知識改變命運，無論在什麼時候都不過時。搞科舉史料收藏原因很簡單，源於祖上有舉人。”作為理工男的張文達，覺得做實事最重要，家國情懷都是在實干中體現的，所以他分享了這些珍貴的科舉藏品，以便讓更多的人看到百年前的山西人如何“學而優則仕”。
　　藏品為清代山西科舉史料中的精品近距離感觸科舉在古代的歷史價值
　　山西晚報：請您介紹一下最近在山西省圖書館舉辦的“清代山西科舉史料展”的基本情況。
　　張文達：最近，在省圖舉辦的“清代山西科舉史料展”中，共有科舉藏品50多件，基本上是清代山西科舉史料中的精品，其中包括山西鄉試錄、會試朱卷、鄉試朱卷、書院試卷、科舉刻書等。同時，還有全國范圍內的鄉試題、鄉試答題朱筆謄本、殿試卷、朝考卷、會試錄等珍稀史料。省圖對於這次展覽高度重視，調集了各個閱覽室的玻璃展櫃，保証了高規格的硬件設施和展覽的順利進行。
　　可圈可點的珍貴科舉史料，例如有同治十二年（1873）癸酉科山西鄉試錄、咸豐乙卯科（1855）的山西鄉試第五房同門朱卷、光緒二十三年（1897）丁酉科江西鄉試題、大紅紙書寫的光緒二十年（1894）進士程世杰朝考捷報、咸豐己未科（1859）王沐民的鄉試朱卷雕版，帶有“五子登科”“狀元及第”等文字的銅鏡、花錢和護書。通過舉辦此次展覽，我希望能夠讓現代社會的人們，近距離地感觸到科舉在中國傳統社會中的真實存在與歷史價值。
　　科舉考試大綱是“四書五經” 清八位山西人通過科舉考試晉升相位
　　山西晚報：科舉，是中國古代通過考試選拔官吏的一種基本制度，徹底打破了血緣世襲關系和士族的壟斷。那麼，科舉考試主要考什麼內容？是不是和現在的高考差不多，有一個類似於考試大綱的范圍？
　　張文達：科舉制被公認是開始於605年。明朝建國之初，明太祖朱元璋總結歷代政治的得失，認為“世亂則用武，世治宜用文”，實行科舉取士制，規定“中外文臣皆由科舉而進，非科舉者勿得與官”和“八股取士”的原則，於洪武四年（1371）在京城舉行了首次會試，錄取120名進士。
　　科舉考試的確有一個類似於現在高考的考試大綱范圍。清代的科舉考試沿用明朝的八股取士制，以朱熹注解的“四書五經”作為官方指定的學校教材，並且作為三級科舉考試的最重要內容。科舉考試的程文規范要求應試者對儒家經典加以闡釋發揮，“代聖人立言”，目的和效果是孔孟之學大行其道，天下士子無人不讀孔孟之書，思想和認知變得高度一致。
　　除了嚴格限定“四書五經”作為考綱范圍之外，明清兩代還規定了很多嚴格的科舉考試規范和程式，對膽敢不遵守標准者，都會嚴厲地給予處分。
　　山西在清代的科舉考試還算是興盛，“學而優則仕”，通過科舉考試而位居高位的人不少。清代共有陳廷敬、祁寯藻等山西籍的宰相（即大學士）8人，僅次於江蘇、浙江、直隸、山東，位列全國第五位。另外，還有山西籍的尚書15人、侍郎27人，山西籍的總督19人。
　　山西晚報：在清朝統治的276年中，山西共舉行了多少次人才的科舉選拔考試？
　　張文達：順治二年(1645年)開始，清朝正式開始實行科舉考試，直到光緒三十一年（1905年）下詔廢除科舉。根據史料記載，清代在山西共舉行了112次鄉試，考中的舉人為7500-8000人﹔考中的進士共有1456人，約佔全國總數的5.5%。取得這樣的成績，主要得力於山西在清代共有府、州、縣、鄉學115所，還有385所官辦的社學、義學（光緒年間）和更加為數眾多的民間私塾。
　　山西籍舉人、進士的朱卷驚艷歷史朱卷記述“百官名錄”和“關系網譜”
　　山西晚報：具體說說此次科舉展覽有哪些山西科舉藏品？
　　張文達：本次展覽展出了十幾位山西籍舉人的鄉試朱卷，6位山西籍進士的會試朱卷。此外，還有代縣斗山書院的高文光，原平市崞陽書院的劉文蔚，稷山縣稷山書院的寧遇康、李玉鼎等人的書院試卷。
　　我們以科舉朱卷為例。每一份科舉朱卷都包括這幾個部分：
　　第一部分是舉人或進士本人的履歷部分，記載本人的姓名、字號、排行、出生日期、籍貫、撰述。還有本族的譜系，最簡單的隻有祖孫三代，最復雜的則從始祖算起，還有的上溯到宋代。也有記載上自始祖、下至子女孫輩、同族尊長、兄弟侄輩以及母系、妻系的情況，但凡有功名、官階、封典、著作的，都會或詳或簡地記錄在朱卷裡。科舉朱卷的這個履歷部分，相當於明清時代精英階層的自編家譜、個人小傳，公認構成了科舉朱卷最有價值的部分之一，也是研究中國古代士紳階層的一座學術富礦。
　　作為第二部分，每份科舉朱卷還收錄有舉人或進士的師承情況，如授業師、課師、問業師、授知師、房師、書院山長、各縣教諭、各省學政的姓名、字號、科名、官階，以示學問淵源之深遠。有的朱卷還記載有老師的深情關懷和知遇恩情。我們知道，中國歷代都很重視師生關系、同學關系等，而科舉朱卷記載的這部分師承情況，不經意間為我們保留了以科舉中式者為中心的“百官名錄”和“關系網譜”。科舉朱卷中單獨的一張科份頁，也會記載在本次考試的科份、中式名次、主考官姓名官階與考中錄取的批語等。
　　作為最后一部分的科舉朱卷主體內容，是三篇代聖人立言的四書文（即八股文），以及一篇五言八韻試帖詩。八股文是一種命題作文，又稱經義、制義、制藝、時藝、帖括，其文題必須出自於四書五經，追求對仗修辭、形式完美，並且大量應用儒家典故。而五言八韻試帖詩的出題也必有出處，或用“經史子集語”，或“用前人詩句”，要求用韻，對仗工整，起承轉合，是結構嚴謹的五言律詩。這也就是明清兩代的官員為什麼文學造詣都那麼高、吟詩作賦都能脫口而出的原因。
　　山西晚報：科舉考試中的試卷，為什麼被稱為朱卷？
　　張文達：科舉考試時，考生的試卷會由專門的謄錄生、用紅色的毛筆（即朱筆）謄錄，防止考官通過識別字跡而營私舞弊，以保証考試的公平。這種用朱筆謄錄以供考官評閱的試卷，被稱為朱卷。在科舉發榜后，這種帶有考官評語的朱卷會發還給考生。落榜考生領取到朱卷后，就會看到考官的閱卷批語，明白自己為什麼沒有考中的原因。
　　在清代還形成了這樣的習俗，在鄉試、會試考中的舉人、進士都會刊刻自己的考試文章和試帖詩，再在前面附錄有履歷、族譜和師承，這也叫朱卷。將刊刻朱卷作為一件榮耀見証，分送親友或有權有勢的人。收到這種刊刻朱卷的達官貴人，一般都會回贈豐厚的銀兩，以示祝賀。
　　鄉試是省一級考試，為國選拔人才周進60歲獲貢監生身份參加科考
　　山西晚報：清代的鄉試每三年在各大省城舉行一次，作為從基層選拔優秀人才的國家掄才大典，是如何進行組織的？鄉試的程序是不是挺繁瑣的？
　　張文達：鄉試是省一級的考試，程序很周嚴，目的就是選拔到真正的人才，為國家所用。從某種意義上說，這也是科舉制度的先進性所在。清代全面推行“科舉必由學校”，參加鄉試的考生絕大部分是各級學校的生員，需要先經過縣試、府試、院試等三個階段的童試，成為秀才或生員。在參加鄉試之前，生員還需要通過各省學政在鄉試前舉行的資格考試，才能獲得參加鄉試的資格。
　　當然，參加鄉試的生員中也有一些貢監生。到了晚清，捐納制度盛行，隻需要花費一二百兩銀子，就可以獲得一個監生的資格，參加鄉試。比如，清代吳敬梓創作的長篇小說《儒林外史》中的周進，在60歲的時候，由於無法再當私塾老師，被迫充當賬房先生。有四位商人便給他籌到200兩銀子，“金有余將著銀子，上了藩庫，討出庫收來。正值宗師來省錄遺，周進就錄了個貢監首卷”，最后以監生的身份參加鄉試，走上飛黃騰達的人生之路。
　　清代鄉試共分三場，在八月舉行，從八月初九開始考第一場，八月十二日開始考第二場，八月十五日開始考第三場。提前一天（即八月初八、十一、十四）點名發給考生試卷入場，考試后一天（即初十、十三、十六）交卷出場。除了特殊情況之外，清代的大部分鄉試都是這樣安排時間的。
　　1300年科舉廢除，是歷史的選擇新式學校出現，中國社會沉重轉型
　　山西晚報：在收藏展覽中，科舉藏品展覽是比較新鮮的，主要想表達什麼？
　　張文達：通過此次展出各種科舉實物，希望人們可以看到清代科舉制度從開始、到興盛，直到最后結束的發展全過程，體會到歷史潮流所起到的作用。
　　隨著西學東進和庚子國難，1902年山西忻州、澤州（今晉城市）和絳州（今新絳縣）等三地的傳統書院率先改制為新式學堂。比如，我高中就讀的忻州一中的前身“新興中學堂”，就是在1902年從初建於乾隆年間的“秀容書院”改制而來，也是山西最早由書院改制為學堂的三所近代學校之一。科舉進入近代后，不能與時俱進地和現代科學相兼容，1905年被清廷廢除而改行新學制，這為千年科舉畫上了一個句號。
　　1300年歷史的科舉被一朝廢除，當時社會上的反響還算是比較平靜。這可以看出，科舉的廢除已經是全社會的共識，既是歷史潮流的選擇，也是清廷主動順應世界潮流的明智之舉。
　　“科舉廢，實業興”，新興中學堂等一批新式學校的學生不再以“讀書做官”為唯一目的，而是在畢業后可以選擇從事實業、留學國外或參與地方事務等，中國社會也緩慢地向現代社會轉型。
　　和科舉的緣分在於祖上有舉人作為理工男，喜歡鑽研科舉文化
　　山西晚報：在很多人看來，科舉史料是很枯燥的，您卻把科舉收藏當成樂趣，說說這裡面的緣由吧。
　　張文達：要說起來，我和科舉還是很有淵源的。我的九世祖張慶升，是清代光緒年間的武舉人，記載於光緒年間刊印的《五台新志》中。我的叔伯曾祖父張淑琳1903年曾遠赴西安，參加壬寅癸卯科陝晉合闈鄉試，得中舉人。我的家鄉東冶鎮有東街村的“正眼看世界第一人”的徐繼畬徐朝元，西街村有渠綸閣渠翰林，南街村有李永清進士和留學日本的民國省政府趙戴文主席，五級村本村又有父子舉人杜子棻、杜錫恩。
　　我自己從小耳濡目染這些鄉先賢的求學事跡，讀書時很幸運地被保送至清華大學（保送類似於科舉制中的選貢），后又被保送至本校的能源動力工程系，攻讀碩士研究生學位。工作之后，我在2012年6月偶然在孔夫子網上買到一冊五台縣上金山的舉人劉升瑛的鄉試朱卷，慢慢地對中國古代的科舉制產生了濃厚的興趣，研究科舉也成為我在繁忙工作之余的消遣和放鬆方式。
　　山西晚報：您熱衷於科舉史料這個門類的收藏，看起來好像與原來清華大學的理工科背景、現在的涉外法律服務工作不太搭界？
　　張文達：我的家鄉東冶鎮處於“文山鐘秀，沱水環流”的“文山沱水”人才圈之中。自近代以來，人才輩出，比如五台縣永安村的徐向前元帥、曾經屬於五台縣的現定襄縣河邊村的“山西王”閻錫山，東冶鎮南街村的山西省民國政府主席趙戴文，門限石村的二戰區副總司令楊愛源，槐蔭村的晉綏軍騎兵司令趙承綬，新河村的民國十三集團軍上將司令王靖國。我注意到，這些在中國近代史上叱?風雲的本地人物有一個共同特點，他們都是通過考試進入各種學校學習，然后才走上了輝煌的人生道路。“讀書改變命運”這句話不論是過去，還是現在、將來，都是非常正確的。我自己也是通過讀書、考試、求學，走出了鄉村，走向更廣闊的世界，所以我對於和教育、考試類的科舉史料特別有感觸。
　　我對科舉教育史料的興趣和愛好，確實與我的教育背景和工作性質不搭界。但是，在日復一日的工作之余，通過對科舉教育史料的研讀和把玩，我得以潛入到另外一個完全不搭邊的文史領域，是一種另類的休息方式。隨著收藏體量的日益增加，我想到“有了好東西就要和大家多分享”，於是就有了這場科舉展覽的活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