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藝術的超然與厚重

西出陽關,敦煌乃見。大漠黃沙之中,曾經輝煌一時的西域文化和敦煌藝術,在塵封千年后,重又煥發“絲路明珠”的獨特魅力,成為了解中國古代文化的一個窗口。31年前,著名書畫藝術家何山憑借其10年埋首敦煌研究、臨摹的深厚積澱和深度思考,寫出了皇皇巨著《西域文化與敦煌藝術》,甫一出版就獲得國際大獎。這部多次修訂、再版的作品,以敦煌本土文化與外來文化的碰撞、融合為主線,全面論述了敦煌藝術各時期的風格特點,以及多元格局下形成的西域文化,描繪出一幅且遠且深且闊的中華文化藝術奇彩畫卷。2020年4月,由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再版的《西域文化與敦煌藝術》,同樣受到了社會各界的關注。
流沙與生命的博弈,為敦煌烙上了印記,也決定了它獨有的文化魅力。在書中,何山否定了曾長期存在的敦煌藝術“西來說”和“東來說”,他以大量史料和藝術文物作論証,指出敦煌藝術是世界四大古老文明通過絲綢之路,相碰撞、相交融所產生的前所未有的一種綜合性藝術群體和新型文化形態。為了使這一結論更加可信,何山搜集了數目甚多的文獻資料、神話傳說,同時借助考古發現的實物去一一印証,比如沿途發掘的絲織物、青銅器、陶泥罐等等,這些器物上表現出的既迥異於東西方,又明顯脫胎於其的風格,起到了無可辯駁的支撐作用。
中原與西域的交流始於何時?河西走廊又是何時開通的?何山在書中指出,早在張騫赴西域之前,類似的活動就已出現,比如大禹治水“至於西極”的傳說,再比如周穆王西巡史事的記載。而考慮到匈奴對西部游牧民族的早期統一,“就不能說張騫是‘鑿通’或開辟了中西要道,確切地說應該是將絲綢之道奪回到漢王朝的手中”。
敦煌壁畫《舍身飼虎圖》《鹿王本生圖》中的虎、鹿,因其極富神秘色彩的體態造型,曾被不少學者認為是南印度畫風,或受長沙馬王堆帛畫造型的影響。何山從早期西域烏孫、大月氏、匈奴等游牧民族的活動年代推論,再佐以內蒙古陰山、甘肅黑山、新疆天山南北大量動感十足、栩栩如生的岩壁動物畫,斷定其為卡拉蘇克文化藝術的典型,即敦煌的本土藝術。
敦煌佛教藝術,展現了佛教在中國的傳播、演變、融合以及興衰的全部歷程。就此,何山認為對於佛教教義而言,藝術是它的物化圖式﹔而對藝術來講,所有玄奧的教理,全部繁雜的社會生活,隻不過是借以表現其自身的真正形式,歸根結底,它是時代的一面鏡子。正所謂,一切有生之物,“都有一種尋求快樂的本性”,那是一種偉大的力量。
商業流通是推動古絲綢之路輝煌的根本,《西域文化與敦煌藝術》在深掘歷史文化精髓的同時,也圍繞“商業”這一主題進行了考據。書中提到,在古代西域一直承擔著中西物產通流的職責,匈奴民族的游牧活動也從中起到了積極的促進作用。希臘、羅馬的軍事東征與文化擴張,也本於其自身先天的商業精神。何山還探討了印度佛教與商業的種種親和性,再現了教以商立、因商行教的歷史,指出了敦煌文化藝術之氣質與繁榮的最后根源。
百余年來,研究敦煌文化藝術者甚眾,但大多停留在局部的考証和保護層面,很少從藝術哲學和文化比較學的角度,把脈敦煌在世界藝術史中的影響和地位。敦煌學已成為一門世界性的顯學,真正去研究敦煌藝術,不能浮於表面的濃墨重彩,而要參透內中飽含的素淡過往。從這個層面來講,何山堅持從源頭出發,耐心細致地厘清文獻、歷史、宗教、語言、地理、民族乃至交通、科技等學科的紛繁頭緒,將敦煌文化與藝術的形成、發展,以及敦煌藝術的時代特征與風貌,進行了全面而深入的論述。書中還穿插了大量的古希臘、古波斯、古印度以及敦煌各時期珍貴藝術品的彩圖。
互通共贏,存異求同,方能催生“蝶變”。古老的絲綢之路不僅孕育了燦爛的敦煌藝術,同時也串聯起東西方在政治、文化等諸多領域,並推動其融合、升華,讓中古世紀的世界文明顯得格外輝煌。
劉學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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