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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返鄉與發現自我

——評舒飛廉的《雲夢出草記》

時間: 2020年06月02日09:34  來源:山西晚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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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雲夢出草記》 舒飛廉著
  黃山書社
  本書是舒飛廉在《草木一村》出版5年后,推出的“新鄉土寫作”作品集,由八篇短篇小說與十六篇散文組成。作者重返家鄉,沉思自我,以細密純朴的文風,圍繞江漢平原北部、大別山西麓一個平原小村落,亦真亦幻,亦虛亦實,深描與刻寫鄉村風土人物,為正在逝去的鄉土文明寫神存真。作品溫暖、純淨、優美、朴素,交織著草木香與書卷氣,承續著魯迅、蕭紅、廢名、沈從文、汪曾祺以來的鄉土文學文脈。
  在現實生活中,舒飛廉一次又一次地從喧囂的都市重返故鄉,那個古屬雲夢澤地區今位於孝感市肖港鎮的小村落,成為他反復書寫的精神地理坐標。故鄉鄭家河村的一草一木,童年的鄉村生活經驗,在作者的筆下扑面而來。作者在這部集子的后記《送得王孫去,雲夢春草生》中說:“‘重建家鄉的屋頂’意味著重返故鄉,重新發現‘自我’,意味著第二次‘成長’,這大概是我想與讀者分享的最大收獲。”故鄉是作者觀照自我、體驗成長的一面鏡子,在與故鄉的碰撞和交流之中,作為主體的“我”的童年記憶被喚醒,來自現實世界的直觀感受與童年記憶的交融,組成了“我”不可或缺的生命體驗。
  不可否認,《雲夢出草記》最值得稱道之處,就在於它復活了一系列的鄉村生活經驗。比如《蜻盞》中詳細記錄的捉到一隻黃蜻盞的兩種方法,《打豬草》中挑豬草的生活細節,《裟欏船》中田野之中看電影的經歷,《我的睡虎地》中大人們在稻場打谷、孩子們鑽進草洞嬉戲的生活場景,《故鄉的野魚》中釣魚摸魚的童年趣事……這些頗具農耕時代氣息的生活經驗在作者的筆下隨處可見,鄉村生活與童年記憶是他“新鄉土”寫作的重要密鑰,它們呈現著鄉村書寫的自然底色與精神質地。
  在收錄的8個短篇小說中,《行人》《翠鳥》《雉回頭》是頗具藝術功力的佳作。《行人》是一篇典型的心理型小說,跑到東北刷牆的寶偉重返故鄉后,又面臨著再次離鄉,臨行前,來自雲英嬸的提醒與叮囑,媳婦春娥的不舍與留戀,以及魏瞎子的吉利卦詞,共同呈現了作為游子寶偉的心理鏡像。寶偉的內心是復雜的:一方面,前往哈爾濱打工掙錢是養家的現實需要﹔另一方面,故鄉與親人的牽挂在不知不覺中阻擋著他遠行的腳步。作者將《行人》的敘事時間壓縮至一天之內,並穿插了大量的回憶,使得小說的細部更為飽滿,也展現出寶偉豐富而柔軟的內心世界。作者復原了鄉村生活的原始與粗野的部分,那是一種簡單直接、自然純粹的生活經驗。
  《翠鳥》寫的就是當下真實的鄉村生活,圍繞寶偉“過十歲”,大人們和孩子們在慶生儀式后的游戲成為小說敘述的重心。點香燭,燒紙,供菜,坐席……這些頗具儀式感的習俗既是一種代際間的傳承,也暗含著村民們朴素的時間觀。儀式過后,大人們玩起了麻將,麻將聲與家長裡短的閑談聲交織在一起,鄉村的時間在不知不覺中安靜地流逝著。孩子們的游戲則是拍乒乓球,摘蓮蓬,打棗子,吃桐子,“闖麻城”,看翠鳥……寶偉的十歲生日,為大人們和孩子們提供了一次休息與消遣的機遇,也敞開了鄉村人們的日常生活——在儀式化的慶祝背后,游戲與消遣才是生活的真實肌理,“晝短苦夜長,何不秉燭游”的行樂思想是有著深厚的“根基”的。
  倘若說《翠鳥》的主題是節日與歡愉,那《雉回頭》則剛好相反,它表現的是死亡與沉重。《雉回頭》重點敘述了奶奶和雲娥姐姐的離世,圍繞死亡,“把信”,吊喪,唱道士,下葬等儀式,在作者的筆下依次呈現。值得注意的是,作者集中筆墨描寫了槐如大伯刨木、鑿眼、斗上榫、刷漆等工序,凸顯了一位老手藝人對逝去生命的尊重與懷戀。《雉回頭》並沒有將死亡與悲傷無限放大,而是以一種相對客觀的姿態,傳遞出村民們對死亡的自然態度:死亡就是生活的一部分,順其自然,過多的恐懼沒有必要,以平常心泰然處之即可。
  接下來看作者的散文作品,不難發現,《胡麻飯》與《採薇澴水曲》有著相同的藝術旨趣,它們不約而同地採用了“跑步+植物”的處理方式。《胡麻飯》寫的是傍晚跑步中發現田園裡的芝麻地,進而考據了芝麻的出身、學名、用途等信息,文末作者將視線拉回現實,在暮色四合的景物描寫中收束全文。《採薇澴水曲》則記錄的是一次清晨跑步的見聞,在朝輝的田野中,野豌豆走入了作者的視線,在考証野豌豆的文化淵源后,作者的敘述也回到了現實生活中的孩子們早讀聲中。應該說,以一種動態的視角來觀照鄉村,以植物的符號譜系來進行文化意義上的溯源,進而實現個體與自然的融合,無疑是一種有效的敘事策略。
  與《胡麻飯》《採薇澴水曲》敘述處理上略有不同,《散步在故鄉的星空之下》和《一個鄉下少年的清晨》觀照故鄉的方式多為回憶性的,在現實世界的自然景象面前,作者有意穿插了大量的童年讀書經歷和家庭生活記憶。在這類文本中,回憶是對現實的一種補充和回應,回憶與現實是一種和諧共生的交織狀態。
  在我看來,《騎自行車翻山越河》是身處都市的“我”對童年學騎自行車經歷的重述。從生疏到熟練的騎車技術,預示著騎行范圍從稻場到野地的擴大,“我”的美好願望定格在明月高懸的秋夜推車回鄉,這是一個遠離故鄉的游子最具詩意的返鄉方式。在《鄉村夜氣》中,“我”的深夜回鄉多為開車,在鄉村公路上領略夜晚的寂靜與黑暗,體驗“夜氣”的混沌與神秘。兩種不同的返鄉方式體現出作者的內心姿態:前者是原始的,緩慢的,從容的﹔后者是現代的,快速的,壓迫的。
  多年前,我曾以《破譯鄉村的基因密碼》為題評價過舒飛廉的散文《蛋白質鄉村》,如今讀完《雲夢出草記》,我對他的“新鄉土”寫作有了更進一步的認識。舒飛廉摒棄了城市與鄉村二元對立的敘述模式,他有意放逐了鄉村作為田園牧歌式的想象性書寫策略,而是在鄉村的一草一木中復活自我的記憶和童年經驗,以一種同構的姿態呈現鄉村的真實面貌。也就是說,在舒飛廉的鄉村書寫中,“我”時常是在場的,“我”和鄉村是互為主體的,草木的文化溯源、鄉村生活經驗與童年記憶只是作為一種敘事策略,只是“我”和鄉村共同敘述的對象。我以為,舒飛廉作品的藝術魅力就在於此。

周聰

(責編:李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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