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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學記錄的中心最早並不是人
《人寫的歷史必須是人的歷史嗎？》王晴佳著 世紀文景上海人民出版社
該書是著名歷史學家王晴佳先生的新作。書中討論范圍廣泛，從古希臘史學、對蘭克學派的反思、米歇爾·福柯的史學思想，到近年出現的情感史研究、新文化史研究和以展望未來為主旨的“后人類史學”。
人寫的歷史必須是人的歷史嗎？換言之，歷史學作為一門人文學科，難道還可以置疑人的重要嗎？其實，許多令人司空見慣、約定俗成的東西，並不一定就是無可置疑的。
在討論當今世界史壇開始漸漸流行的“后人類史學”之前，我想先就中國史學的傳統出發，講述一下以人為中心的史學，在中國史學傳統的建立之初，其實並不自然而然地佔據著主導的地位。譬如，據說由孔子所編輯和保存的“五經”——《詩經》《尚書》《禮記》《易經》和《春秋》，其中《尚書》和《春秋》從近人的眼光看是歷史類的著作。《尚書》保留了上古時代的公務文書，而《春秋》則是上古史事的編年記錄。這兩部書顯然都由人記錄和編輯，可謂中國最早的“人寫的歷史”。不過我們如果細看被許多儒家學者視為“五經之首”的《春秋》的內容，便可發現，其中記錄並不全是人事。這裡僅舉一例。《春秋·隱公九年》中這樣記載：
九年春，天王（子）使南季來聘。
三月癸酉，大雨，震電。
庚辰，大雨雪。
挾卒。
夏，城郎。
秋七月。
冬，公會齊侯於防。
這裡除了人事，還有“大雨”“震電”和“大雨雪”的記載。而“秋七月”一條更有意思，因為根據后人的研究，《春秋》寫法有一個慣例，每個季節的首月，不管有事無事，都需要記載。《春秋》其他的年份中，還有不少諸如“大水”“雨雪”及“日有食之”的記載，表明那時的歷史記錄，除了政治人物的事情，對自然界的變化也相當注重。這裡表現的是“天人合一”的信念，而天顯然比人更為重要。
《春秋》的這些記錄，出自中國上古時代就出現的“史”這一官吏之手。現代的人看到“史”，即刻就會想到“歷史”或“史家”。但其實在古代，“史”大致上可以視作官吏的總稱，其職責頗為廣泛。有關古代的史官，金毓黻等近代史學史專家有過頗為詳盡的考辨。金毓黻指出，“尋史字之義，本為記事”。而他們所記之事，上至天文，下至地理，中及人事。當代學者牛潤珍在其《漢至唐初史官制度的演變》一書中認為，從殷商開始，史官便“既掌天官，又典人事”。漢代史家司馬遷素有“中國史學之父”的美譽，其名著《史記》生動地描述了不少英雄豪杰，記錄了人世間發生的許多奇聞逸事。但其實他和父親司馬談擔任的太史令一職，其意為天官，主要“典天官事”，也即“記時”“記星象變化”“記瑞應、災異及有關祭祀活動”。在此之外，太史令也可以記天下郡國的事情。
德國思想家卡爾·雅斯貝爾斯1949年曾出版一部影響甚大的著作，題為《歷史的起源和目的》，其中提出“軸心時代”的概念。雅斯貝爾斯認為，在公元前8世紀至前3世紀，世界范圍的幾大文明出現了一個“哲學的突破”，其標志就是“人敢於依賴於自身”，不再對自然和超自然的神力頂禮膜拜，而其結果就是“人類的存在作為歷史而成為反思的對象”。這也就是說，以人的活動為中心的歷史學，在這個“軸心時代”誕生了。雅斯貝爾斯將中國文明也列入考察的對象。而就中國史學的發展而言，似乎也符合他的描述。如果孔子訂《春秋》還保留了不少自然界的記載，那麼到了司馬遷的時候，他的“本紀”“列傳”和“世家”都以人為主，只是在他個人的評述“太史公曰”中，還常常提到天意。
上述討論只是想說明，從中國的史學傳統來看，人事並不從來就是歷史學記錄的中心。類似的情況也見於西方史學的傳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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