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魯迅校勘《瘞鶴銘》
魯迅校勘《瘞鶴銘》手稿之一
魯迅先生一生酷愛收藏，且造詣精深，大凡古籍、碑帖、造像、墓志、古磚、畫像、封泥、古泉等，無不涉獵。其中，集藏數量最多的當數古舊書籍與金石碑帖。
1915年，魯迅開始大量搜集歷代碑刻拓本，潛心整理，精心編目，細心抄錄，用心校勘，縝密研究。據統計，1915年至1918年，魯迅抄錄古碑計261種1367頁、造像344種1267頁、墓志190種1035頁（見《魯迅輯校石刻手稿》，收錄校文凡1036條），甲骨文、金文、真隸行草等各種字體，皆摹寫得一絲不苟，惟妙惟肖。周作人曾記述魯迅當年校碑的情景：“他抄了碑文，拿來和王蘭泉的《金石萃編》對比，看出書上錯誤的很多，於是他立意要來精密的寫成一個可信的定本。他的方法是先用尺量定了碑文的高廣，共幾行，每行幾字，隨后按字抄錄下去，到了行末便畫上一條橫線，至於殘缺的字，昔存今殘，昔缺而今微存形影的，也都一一分別注明。”（見《魯迅的故家·補樹書屋舊事·抄碑的方法》）后來，魯迅根據自己搜集秦以后的金石碑帖，編輯整理了《俟堂專文雜集》《六朝造像目錄》《六朝墓志目錄》等文字，並著寫了諸多嚴謹的考証文章。
魯迅對“大字之祖”《瘞鶴銘》素有濃厚興趣。南朝梁天監十三年（514年），《瘞鶴銘》被鐫刻於鎮江焦山石壁之上，結字錯落疏宕，字體張揚流暢，筆勢雄健飛舞，筆法靈秀洒脫，為歷代眾多書家稱頌。后因雷擊崩落於長江之中，清康熙五十二年（1713年）得殘片5塊。1914年，魯迅慕名購得其影印本，並在12月27日的日記中寫道：“午后至有正書局買《黃石齋夫人手書經》一冊，三角﹔《明拓漢隸四種》《劉熊碑》《黃初修孔子廟碑》《匋齋藏瘞鶴銘》《瘞鶴銘》水前拓本各一冊，共價二元五角五分。”1918年2月3日，魯迅又從琉璃廠購買《瘞鶴銘》拓片，他在當天日記中寫道：“午后同二弟往留黎廠買《瘞鶴銘》一枚，泉五元。”
魯迅校勘《瘞鶴銘》極其認真，頗下功夫，很見功力。他先是厘清它的尺寸大小、字體形態、石刻布局和所在位置﹔而后是抄錄全文，細加描摹，將拓片上的銘文用大字標出，同時參考集藏的碑帖拓片，多方互勘，將已知的缺字脫文，以小一號的字體一一予以補錄並標出，使之筆意相連。最后根據字的大小、位置，重新排列《瘞鶴銘》的文字順序，指出權威著作《金石萃編》所記載的“高八尺，廣七尺四寸，十三行，行約二十至二十五字”，其說法有誤，正確的應該是“刻高約一丈三尺，廣八尺。十三行，行二十三至二十五字”。
魯迅在深入考証和縝密研究后認為，清康熙時期，焦山摩崖石刻《瘞鶴銘》在復原時，依據《金石萃編》中有關的布局、尺寸記載，以此確定它的具體空間位置，其實並不准確。因為，根據《瘞鶴銘》傳世拓片上實際的字形大小和行距，若是“銘石高八尺內”，則每行隻能寫十八九個字而已，根本無法容納“行約二十至二十五字”，由此可窺見魯迅校勘《瘞鶴銘》之精准。而尤令后人稱道的是，魯迅抄錄、描摹《瘞鶴銘》時，選用長25厘米、寬32厘米的竹紙，非常細致，字跡工整，若將脫漏的文字填入魯迅所留出的空檔之內，可謂絲絲合扣，令人嘆服。
魯迅先生無疑是一位具有獨特審美眼光和深厚文化底蘊的文物鑒賞家，收藏不僅為魯迅的生活帶來無窮樂趣，而且助其在研究中國傳統文化中取得了令人矚目的成就。正如郭沫若分析魯迅的收藏活動后所指出的，魯迅一生之所以成就輝煌，與其廣博的收藏愛好是密不可分的。
周惠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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