扶貧英雄與鄉土復興的史傳書寫
《擲地有聲——山西第一書記故事》在詳實、豐贍而精微的第一書記的扶貧“行動”敘述中,雕刻出一幅幅新時代英雄的立體肖像。眾多三晉地方故事當中的“貧困”與“脫貧”如同一場壁壘森嚴的戰斗陣營,扶貧干部正是在自然的惡劣、資源的匱乏、文化的貧瘠、觀念的保守、希望的縹緲、人心的沮喪、行動的惰怠等“生活苦難”的境遇中,展開了“英雄式”的“突圍”與“拯救”行動。在一系列充斥著“高難度”甚至“不可能”的限定性境況中,新時代英雄的文化內涵得以充分宣示:忠誠、擔當、責任、奉獻、智慧、犧牲、隱忍、決絕、前瞻、樂觀、悲憫、道義、信仰等。這些新時代的英雄品格選擇了“個體化”“日常化”“職業化”“倫理化”的平凡而堅定的行動姿態,成為當代文學英雄人物譜系當中的新典型形象。
同時,作品並未將扶貧英雄塑造為靜態、模糊甚至符號化的人物典型,而是借助對象訪談、人物自述、他人轉述等多重視閾的敘事,立體展示眾多扶貧第一書記的獨特個性風貌,以及他所經受的精神成長和心路歷程,包括從茫然到清晰、從猶豫到決絕、從執行任務到確立事業、從工作關系到人倫情義、從職責使命到扎根鄉村。扶貧干部悄然的意識轉變、情感生發和行動延續,正是他們從“政治組織化角色”向“人民英雄角色”的躍升與轉型,而作品在精細而微觀的草蛇灰線式的紀實敘事中,完成了對新時代英雄群像的形象、情感、心靈和品格的雕塑,詮釋出民族復興和中國崛起的宏大文學想象之下,“何為英雄”與“英雄何為”這一充滿現實生活質感的文學命題。
《擲地有聲——山西第一書記故事》以深度調查和典型訪談的實証化敘事,重新對鄉土中國的“歷史”與“現場”及其“重生與轉折”進行了整體性敘事。作品呈現出三晉鄉村的前世與今生、日常與內裡、多維與豐富、靜默與變遷等“普遍而多元真實”,它們共同構成宏大而繁復的本土中國的真實一元。正是因為宏大的中國概念形象,包含著豐富甚至差異化的生活形態結構,才賦予扶貧戰略以偉大的歷史意義,賦予扶貧干部以高貴的英雄品格,賦予中國想象以切近的理想感召。而以非虛構的敘事方式所譜繪出的三晉鄉村空間,是對百年來鄉土文學敘事經驗的“恆定”維度的自覺整合,但作品更青睞於對新時代社會語境下三晉鄉村世界的“革新”維度的積極凸顯。在鄉村世界的“恆”與“變”的歷史轉換中,國家戰略、制度優勢、扶貧組織、管理智慧、道德奉獻、集體行動等成為鄉村歷史再造過程中當仁不讓的政治與歷史內因。作品在眾多形態各異但指向明晰的非虛構性典型人物與事件的場景化敘述當中,著力呈現的正是國家力量和人文努力介入三晉鄉村乃至鄉土中國的“變革機制”的邏輯性理路及其后果。它改造了鄉村的生活形態,重塑了鄉村的精神質地,復活了鄉村的生命機體,確立了鄉村的文化希望。作品由此完成了文學實証對文學想象的矯正或超越,它提供了全新的最具當下感、歷史感和未來感的鄉土文學的現實經驗與情感經驗,形塑出具有整體性和宏大性的三晉脫貧工程由“貧困”走向“突圍”再走向“希望”乃至“復興”的社會景深。
這是一場對歷史時間質地的精微追蹤,也是一場鄉村空間革新圖景的傳志。當然,作品的非虛構敘事並未放逐作家的主體性自覺,於是,面對扶貧這一正在進行的歷史流動性事件,作家以其主體性思想力度,沉入人物與事件表象的深度內裡,對三晉鄉村現代化所遭遇的地理、科技、經濟、觀念、精神、文化等症候進行溯源式剖解。而三晉鄉村最為本質而日常的生活肌理陳列、鄉村矛盾和鄉村問題的秉筆直面、鄉村精神和鄉村未來的歷史展望,無不蘊含著三位作者對傳統農耕文明、傳統鄉土秩序、傳統鄉村生活,在當前商品化、資本化和信息化時代語境下的憂思、探求與預言,從而超越文學普遍的“反思性”層面,進入兼具經濟學、社會學、管理學、政治學、歷史學領域的經驗方案“建設性”高度。
本書借助人物紀傳體史志構建出具有“新本土美學”內涵的非虛構敘事范式。新本土美學必然指涉地域性文本所擅長包容的敘事符號體系,如極富三晉鄉土特色的語言、地理、風物、習俗、風情等地方性知識景觀的描繪,它們構成“山西”之“故事”的重要區隔性表征,充當著山西扶貧故事得以生發、演進與跌宕的典型地方性美學語境﹔同時,作者時刻警惕地域性文學經驗的機械性復制將淪為美學疣贅的可能,因此《擲地有聲——山西第一書記故事》的美學設置並未隻停留於對生活化符號的集結與轉喻,而是在恪守講述本土化扶貧故事的姿態之時,努力抵達中國扶貧故事所共通的經驗典型性和美學普遍性。
首先,本書的整體敘事方式隱形化用古典章回體和人物紀傳體的“傳奇”敘事模式,即以人物為中心驅動扶貧故事或脫貧事件的線性演進,個性顯豁而性格各異的扶貧第一書記是鄉村貧苦突圍的發現、診斷、迎應與化解的歷史主體。他們與貧困現實、與產業契機、與脫貧戰略之間的膠著、突圍和征服,構成了作品“故事”的生發張力。扶貧第一書記的集體肖像因此轉換為文本敘事結構的話語中心,每位第一書記的人生歷史與生活心路順勢得到全面而立體的展示,每位第一書記所附著的扶貧故事成為凸顯人物豐沛個性的事件化修辭,文本由此構建出“人物即故事”的敘事形態。其次,本書消解了文本敘事聲音的內在等級,將外來敘述者、在場敘述者、他者敘述者等進行平等並置,借助位移化敘事的復合視閾,在極力避免非虛構敘事所自賦的單一視閾局限所可能附帶的“失真陷阱”的同時,完型出觀照歷史與扶貧現場的“棱鏡化視角”范式。對三晉鄉村貧窮困境的微觀展覽,對鄉村日常脫貧步履的宏闊勾勒,本書始終突出“貧困”和“脫貧”作為常識性體驗與國家性想象所包含的無限復雜和艱巨,努力僭越對貧困歷史和脫貧現實進行表象化“描述”的觀念慣性,而傾向於以專業知識化的視閾,審視“何以貧困”和“如何脫貧”的駁雜症結所在。同時,無論是外在的自然風貌、地理資源、產業結構、業態更迭的剖析,還是人的生活方式、觀念傳承、心理障礙、精神心態的透視,本書都將這種堅硬而殘酷的生活現實“文學語境化”。而扶貧干部以及貧困鄉民在與外在壓抑情景的個體抗衡或集體改造中,所體現出的國家信仰、心靈力量、智識勇氣、人生理想與人文智慧,形塑出這部作品作為非虛構性“文學”所觀照、體驗和凝望的終極意義指向。
金春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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