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觀書：我一無所是》讀札

時間： 2020年05月15日07:13 來源：山西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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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近40年來的中國散文創作實踐中，困擾著我們的，或者說推動我們不斷探索和試驗的，主要並不是“怎麼寫”的問題，而是“寫什麼”的問題。散文下筆之難，由來已久。
　　周作人曾經形容文體流變的內在動力：“庸熟之極不能不趨於變”。在20世紀中國散文發展史中，有幾種類型明顯“過熟”，如小品文、游記散文、抒情散文等，事實上，在文化散文、歷史散文等領域，我們也已很久沒看到令人耳目一新的作品了。那麼在這種情況下，出現了一個變化：散文家們在創作中開始更加關注“不可復制的經驗”或者“不可一寫再寫的題目”，這種變化造成的結果，首先就是“非虛構”概念的火熱——記敘性散文當然注重寫實，但“非虛構”的不同之處在於，它的成功必仰賴於經驗本身的特殊性或不可復制性。閆文盛的《主觀書：我一無所是》（以下簡稱《我一無所是》），我以為也可以放進這樣一個變化之中去觀察。他所書寫的也是不可復制的經驗，他的題目也不可一寫再寫，與非虛構寫作者不同的是，他的方向是向內的，他所開掘的是另一個世界。
　　此書收錄的散文，體例多變，但主要以碎片的形式呈現。散文是一種“慢”的文學形態，“慢”在這裡是一個中性詞：它既可以是雍容的，也可以是拖沓的﹔既可以是涉筆成趣的，也可以是充斥著浮詞套語的。閆文盛寧願拋棄散文的“慢”，引詩入文，大量使用減法，刪去一切可有可無的因素，將骨架直接裸露出來。袒裼裸裎的寫作方式當然是有風險的，這通常意味著散文所固有的那種肌理間的潤滑和緩沖作用被蕩滌一空，寫作者既完全以本質示人，那麼這個“本質”就必須足夠豐厚，必須在不借助任何支撐、修飾的情況下站得住，由這一點來看，《我一無所是》的嘗試是成功的。
　　書中最為我鐘愛的，是那些不分段或者說單段成篇的作品，如《彼岸》《灰色大街》和《雪》。分段越頻的散文，予人的閱讀感受越是清脆、干爽，每一次分段，都等於是甩脫了上一段文字的語意包袱，因此絕少語言上的壓迫感，將這種風格做到極致的，是汪曾祺。分段少，或者索性不分段，從寫作者角度來說，他必須在一個相對漫長的過程中集中完成一個動作，既要鬆弛自如，又不能流於鬆懈支離﹔從閱讀者角度來說，一氣貫通地將大段文字咀嚼下來，自然也非易事。周作人50歲以后曾大量創作不分段散文——目的是追求一種渾融的氣象，可是在周之后，我還很少看到有人創作這一類型作品，閆文盛的《我一無所是》給了我意外之喜。
　　以《灰色大街》為例，這篇散文600字上下，整體看去宛如一塊結構精密的懷表，令人想起卡爾維諾的小說《看不見的城市》。我並不想說這篇散文已精巧到欲增損一字而不能的程度，事實上，這種極端的精巧既非閆文盛的追求，亦非散文寫作之所宜﹔我想說的是，閆文盛的此類作品，往往具有一種綿密如絲綢的氣質，語言的溪流順勢而下，幾經周折卻又毫不刻意，在這股綿延的溪流中，我們已很難感覺到句與句之間的接界，即使在不經意處稍稍增損幾字，也隻如同投石入水，無礙於流勢，這無疑是很高明的藝術境界。
　　從語言層面看，本書最突出的特點，恐怕還是密集、層疊的主語。這當然不能簡單視之為“獨語體”，不過是否獨語體並不重要，其中還有一個被忽視的問題，即：中國傳統的散文美學所講究的那種雍容格調或者慢的趣味，會自然而然要求我們寫作的時候讓主語不那麼突出，甚至盡可能擬用非個人化口吻表達，從而規避“我”的出現——隻需隨便找本古代散文的選集翻閱一遍就能明白這一點。在現代散文形成的初期，寫作者往往會為了寫作的口吻和腔調而發愁，這就是主語長期淡出造成的后果，胡適也是借用了《馬太福音》的語調，才形成了足夠“現代”的文章風格。那麼這也就意味著，主語密集的文風，必然缺乏可供師法的本土資源。作者解決這個難題的方法有二：一是索性採用非常歐化的語言風格，二是引詩入文。
　　首先，《我一無所是》採用的是典型的歐化語言風格（盡管其中也有以半文言為主的“寡人”系列，但細審之即可發現，這一系列作品的筆法也是帶有歐化色彩的）。“歐化”在這裡當然不是一個貶義詞，重要的不是語言風格本身，而是語言風格能否適合作品的內容、思想乃至精神氣質，上乘的作品必然追求由內到外的整體性。《我一無所是》顯然是一部很有野心的作品集，作者不僅在進行一種文體實驗，更要通過這種實驗去完成一個人文的整體。因此，他的語言、他的文風、他的表達習慣和思想資源，都和這個潛在的、待完成的整體密切相關，彼此融合無間。
　　其次，主語密集造成的最大問題是句與句的距離感會增加，“我”的出現往往意味著語意的轉換或遞進。對詩歌而言，這種距離感當然不是問題，但是對於散文來說，要在如此密集的主語中維持句子和句子之間的張弛有度，既不失之於繁縟冗滯，又不致語氣促迫，並不是件容易的事情。閆文盛用引詩入文的方法解決了這個問題——讓語言的綿密質地與句子間的距離感不再彼此相斥。需要注意的是，引詩入文或引文入詩本身難度極大，因為詩歌美學與散文美學之間存在激烈的沖突，前者如魯迅的《野草》，后者如聶紺弩的《散宜生詩》，都是藝術的典范，而閆文盛的《我一無所是》，也在詩文融合的可能性上為我們提供了新的啟示。

何亦聰

(責編：溫文、劉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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