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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雅宋》作者吳鉤新作透視宋朝獨特的政治運作機制，《宋仁宗：共治時代》節選——
庸常君主在位期間人才濟濟
《宋仁宗：共治時代》 吳鉤著 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
宋仁宗究竟是平庸之主還是后世帝王效仿的對象？這個問題一直存在較大爭議。本書以時間為線索，詳細講述了宋仁宗的一生，既包含他作為個體所經歷的喜怒哀樂，更著力刻畫他作為皇帝要面臨的重重考驗。
在宋朝重文輕武的開國國策指導之下，宋仁宗以其對皇帝角色的深刻理解、溫和包容的性格，與其治下宰輔大臣逐漸構筑出一套相對良性的王朝運作機制。在這一機制之下，皇帝並不獨攬大權，而是與士大夫共治天下。他們平定叛亂，開展改革，次第推出選拔人才、改善民生、完善法制等諸多舉措。故而，在仁宗統治中后期，宋朝的政治、經濟、文化、科技都獲得長足發展，整個時代呈現出一種朝氣蓬勃的精神風貌，因而被冠名“嘉祐之治”，這段時期的治理方式也被后世士人認為是治國之楷模。
從表面看，宋仁宗無論是作為個人還是皇帝，行事時總是處處受宰輔大臣掣肘。然而，也正是他的萬事不自由，正是宰輔大臣的據理力爭，才換來這個時代的空前繁榮。
中國歷朝帝王之中，宋朝第四任君主——宋仁宗趙禎，可謂是一位在位時間很長、存在感卻極低的皇帝。
說起古代的治世，人們腦海中出現的是漢文帝、漢景帝的“文景之治”，唐太宗的“貞觀之治”，唐明皇的“開元盛世”，清前期的“康雍乾盛世”，很少有人會聯想到宋仁宗以及他的時代。而當人們提及皇帝中的藝術家、藝術家中的皇帝時，想說的也必定是宋徽宗趙佶，而不太可能是宋仁宗趙禎。但許多人未必知道，宋仁宗趙禎也是一位頗有才情的藝術家。他從小就喜歡繪畫，“在春宮，閑時畫馬為戲”﹔其書法造詣更是不輸宋徽宗：“萬幾之暇，惟親翰墨，而飛白尤神妙（飛白體，指中國書法的一種筆法）。凡飛白以點畫象物，而點最難工。”他還通曉音樂：“洞曉音律，每禁中度曲，以賜教坊，或命教坊使撰進，凡五十四曲，朝廷多用之。”然而，不管在彼時的文藝圈內，還是在長時段的藝術史上，宋仁宗的存在感都非常低，以至宋人認為“仁宗皇帝百事不會，隻會做官家”。“官家”是宋人對君主的稱呼，宋人習慣在不那麼正式的場合稱皇帝為“官家”。與宋仁宗形成強烈對比的是宋徽宗，修史者評“徽宗多能，惟一事不能”，“獨不能為君耳”。
甚至民間文人編造故事，也不喜歡拿宋仁宗當主角。宋太祖有“千裡送京娘”的傳說，宋徽宗有“私會李師師”的演義，明朝正德皇帝有“游龍戲鳳”的風流韻事，宋仁宗卻連一個可供坊間文人津津樂道的傳奇也沒有。雖然宋仁宗與張貴妃也有過一段刻骨銘心的愛情故事，但知名度遠不如唐明皇與楊貴妃的“長恨歌”﹔即使在廣為傳播的“狸貓換太子”戲文中，那個可憐的太子就是宋仁宗，但他扮演的卻是“打醬油”的角色，真正的主角是包拯。
宋仁宗在民間文藝作品中的存在感低，是可以理解的。他沒有秦皇漢武的豐功偉業，沒有唐宗宋祖的雄才大略，也缺乏正德皇帝那樣的鮮明個性、乾隆下江南那樣的戲劇性經歷。他是一個庸常的君主，居於深宮，生活平淡如水，當然沒有一個民間文人願意將他平庸的人生演繹成人間傳奇。
然而，正是這位庸常的君主在位期間，中國涌現了非常之多的杰出人物：
文學界，明朝人評選“唐宋八大家”，其中有六位為北宋人（歐陽修、蘇洵、蘇軾、蘇轍、王安石、曾鞏），他們全都在仁宗朝登上歷史舞台。唐詩宋詞為中國古典詩歌中並峙之兩大高峰，后人習慣將宋詞分為豪放詞、婉約詞兩大流派，執豪放詞之牛耳者，蘇軾蘇大學士也，執婉約詞之牛耳者，為柳永柳七官人。不管是蘇學士，還是柳郎中，都是仁宗時代的一流詩人。
學術界，宋代可謂百家爭鳴，形成關學、濂學、朔學、洛學、蜀學、新學、象數學諸流派，而這些學派的創始人或代表人物，都生活在仁宗朝。著名的“宋初三先生”（石介、孫復、胡瑗）與“北宋五子”（周敦頤、邵雍、張載、程顥、程頤），全是活躍於仁宗時代的大學者。
政治界，不但主持“慶歷新政”的范仲淹、富弼、韓琦、杜衍諸人是仁宗朝的中堅，而且，領導“熙豐變法”的王安石、章惇、呂惠卿、鄧綰等新黨中人，主導“元祐更化”的司馬光、呂公著、范純仁、蘇轍等舊黨中人，也是在仁宗時代的政壇中嶄露頭角的。
科學界，中國古代“四大發明”中，有三項均出現在仁宗時代（用來制作熱兵器的火藥配方首見於仁宗朝的《武經總要》，指南針與活字印刷技術，首見於沈括《夢溪筆談》）﹔宋代最聰明的兩位科學家——蘇頌與沈括（蘇頌發明了世界最早的自動天文鐘“水運儀象台”，沈括則是天文、地理、物理、化學無不涉獵的天才），都成長於仁宗時代。
有宋史研究者列出了一份更長的仁宗朝杰出人才名單,全都是名動一時、青史留名的一流人物。仁宗朝人才之盛，歷史上幾乎沒有一個時代可以比肩。難怪蘇軾說：“仁宗皇帝在位四十二年，搜攬天下豪杰，不可勝數。既自以為股肱心膂，敬用其言，以致太平，而其任重道遠者，又留以為三世子孫百年之用，至於今賴之。”明代李贄也感嘆說，仁宗一朝，“鉅公輩出，尤千載一時也”。眾多民間演義故事取材於宋仁宗朝，大概也是因為那個時代人才濟濟。
一個庸常君主御宇的時代，為什麼會涌現出如此之多的杰出人物？
北宋嘉祐八年（1063）三月廿九日，五十四歲的趙禎走完了他庸碌的一生，逝世於東京（今河南開封）大內福寧殿。北宋著名的大學者邵伯溫當時才七歲，與父親邵雍居住在西京洛陽。多年之后，邵伯溫仍記得清清楚楚：當仁宗皇帝龍馭上賓的消息傳到洛陽時，“城內軍民以至婦人孺子，朝夕東向號泣，紙煙蔽空，天日無光”，大家都悲從中來，沉痛悼念先帝。邵伯溫的舅父王元修自京師過洛陽，告訴邵雍：“京師罷市巷哭，數日不絕，雖乞丐者與小兒皆焚紙錢，哭於大內之前。”邵氏的友人周長孺赴四川劍州普安縣就任，行走於亂山之間，但見“汲水婦人亦戴白紙行哭”。大宋的臣民發自內心地緬懷一位君主，為他的離世感到悲傷。王安石說仁宗皇帝“升遐之日，天下號慟，如喪考妣”，並非夸大之詞。
當宋朝派出的使臣前往遼國告哀之時，發現遼國人也在哀悼宋朝的皇帝，“燕境之人無遠近皆聚哭”。遼國皇帝遼道宗耶律洪基得悉仁宗駕崩，抓著宋朝使者的手號慟：“四十二年不識兵革矣。”
宋人筆記說，耶律洪基尚為契丹皇太子時，曾隨出使宋朝的使者，在東京見過宋仁宗，“仁宗召入禁中，俾見皇后，待以厚禮。臨歸，撫之曰：‘吾與汝一家也，異日惟盟好是念，唯生靈是愛。’”因此，耶律洪基對宋仁宗非常感念。耶律洪基還下詔，將宋仁宗昔日賞賜的御衣下葬，造了一座衣冠塚，“嚴事之，如其祖宗陵墓雲”。
那個時代的人為什麼會如此深情地悼念、紀念、懷念一位庸常的君主？
有意思的是，趙禎在位之時，士大夫對於仁宗之政其實談不上十分滿意，比如嘉祐三年（1058），王安石即作《上仁宗皇帝言事書》，表達了他對時局的深切憂慮：“顧內則不能無以社稷為憂，外則不能無懼於夷狄，天下之財力日以困窮，而風俗日以衰壞，四方有志之士，諰諰然常恐天下之久不安。”
趙禎本人也沒少受士大夫批評，如嘉祐六年（1061），蘇轍參加制舉考試，在回答御試策問時，便毫不客氣地對皇帝提出措辭強烈的批評：“竊聞之道路，陛下自近歲以來，宮中貴姬至以千數，歌舞飲酒，歡樂失節，坐朝不聞咨謨，便殿無所顧問。”
毫無疑問，沒有一名仁宗朝的士大夫會認為趙禎是一位完美的君主。然而，在趙禎逝世之后，宋朝士大夫卻將宋仁宗塑造成君主的典范，推崇有加：北宋末陳師錫認為，“宋興一百五十余載矣，號稱太平，饗國長久，遺民至今思之者，莫如仁宗皇帝”。
趙禎時代也被譽為“盛治”，是治世的楷模：“視周之成康，漢之文景，無所不及，有過之者，此所以為有宋之盛歟”。這話是邵伯溫對趙禎時代的評價，卻幾乎是宋代士大夫的共識。
一個顯然並不完美的君主及其時代，為什麼得到了宋代士大夫眾口一詞的稱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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