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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木詩經—— 一個媒體人對《詩經》的解讀
桑：女執懿筐 遵彼微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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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書頗有令人悚然驚心處。為尋名物線索，近來常作蠹魚態，一日偶鑽進朱東潤先生撰於民國結集於1981年的《詩三百篇探故》，隻及緒言，即覺振聾發聵、冷汗淋漓。其言極確當，姑錄如下：
及至注傳者傳已盡，疏箋者箋已畢，溢為怪奇，則更有就《詩》三百五篇而為博物之學者、為史傳之學者、為地理之學者、為典章制度文物禮教之學者，洸洋自態以適己，其言是也，而其所言者，則非詩也。是以其說愈多，而於吾國文學之流變，愈不能明，將何以為后來之津梁也乎！
這般直戳心窩、徹指根蒂的斷語，便如厚重似揚之水先生也不得不退避三舍，再三脫逃。《詩經名物新証》拓草木虫獸而至建筑器物，當是今日解讀詩經的重典，其文辭固尤勝同時文學，其鵠的更極為宏遠，“力求在二者（名物）的遙想呼應處，接通它們本來應有的聯系，並因此而透現歷史的風貌”﹔其理據也堪稱邃淵，“歷史中的細節，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所謂‘名物’體現出來”。然而，對於“朱門”之大纛依然誠惶誠恐，“不論古今，詩經研究，歸根結底，都是為了闡發詩義”“這是一種很誠懇的治學態度，《新証》首先想做的，也是這一點”。
之所以贅言這些脈絡，一方面有揚之水先生之惶恐，恐落入“洸洋自態以適己”的槍口下，另一方面對“文學”，尤其是詩，在“棄醫從文以匡時事”的時代畸重之外，確然有那麼一點后生私見。所謂“無論時代何若，無論其時特有之批評趨勢何若，凡性情真摯之詩歌，必為一般人士所重視”，當今時今日，性情恣肆以至於濫，真摯區隔以至於瞽，隻有“名物”，或者“物”本身，尚存著一分真確，而這一分的真確裡，或藏著今日與后來日漸滋長的隔膜自私之毒的解藥。惟更普廣的文化及其認同，才是古今貫通的脈絡，詩與詩意早已慘死荒原。
桑，在前篇中提及，多有“柔桑”之攀指，但別有意趣的是，它與“君子”也多有牽絆。《秦風·車鄰》，“阪有桑，隰有楊”之后是“既見君子，並坐鼓簧”﹔《小雅·南山有台》，“南山有桑，北山有楊”之后是“樂隻君子，邦家之光”﹔《小雅·隰桑》，“隰桑有阿，其葉有沃”之后是“既見君子，雲何不樂”。尤其前兩例，后來《白楊禮贊》裡的“陽剛之楊”反倒附載“隰”和“北山”這樣明顯陰柔的類比，反倒是桑，居於“南山”之“阪”，呈現出普照陽光的明朗。
猶記《豳風·七月》，這首古今同贊的農事詩裡，首段序言之后的二三段都是圍繞著桑來展開。其一曰“女執懿筐，遵彼微行，爰求柔桑”﹔其二曰“蠶月條桑，取彼斧斨，以伐遠揚，猗彼女桑”，前者言採桑事，后者述紡績情。后人目之為月令風物農謠的《七月》，是涉及植物最多的詩篇，但所及20種植物主要在首尾總合之外的六段裡，而其中的三分之一篇幅在不離於桑。
《曹風·?鳩》，就跟這兩首詩的“最大公約數”一般。詩篇總以“鳲鳩在桑，其子七兮”，跟著三段“其子在梅”、“在棘、”在榛“，不管認同后來說贊美還是如毛詩持反喻，概稱”淑人君子，其儀一兮“。結合上回說到的桑之飼蠶繅絲壯我貿易千年為用，真可括稱一句”大哉斯桑“！
於文學而言，桑間濮上、秋胡戲妻、陌上羅敷，真假且不待言，但其間自生無數可以深掘遠繹之情感，也鋪排出諸多流唱久遠的歌謠詩賦。物及附載在物上的人力，像是一塊塊丑陋而無用的木瘤，讓文學家乃至大師們避之唯恐不及，推著“意象”飛速脫離“物象”，把稍縱即逝的情緒當成了“萬古不易”的文學的內核。
這種“無用”之“大用”，在“真詩”中得不到真解，便悄然遁向神異。《山海經》為首，把“扶桑”植在陽谷，當作人間溫暖的初源，十日沐浴其間，輪值流麗人間，《神異經》《十洲記》更以之為天帝居所。《呂氏春秋》給伊尹認桑為母，《春秋孔演圖》將孔丘誕在空桑。
爛漫演義，在古今達人眼中，自然做不得數。倒是《本草經》給出一紙驗方，“桑根旁行出土上者，名伏?（同蛇），治心痛”。挑一小路自己走，如“女執懿筐，遵彼微行”，頗有幾分大儒王船山“無可如何姑遣之”的韻致！
彭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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