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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2018年度“趙樹理文學獎”獲獎作者系列訪談之十七

張二棍:像扶貧一樣,用詩記錄底層悲歡

時間: 2020年05月11日06:45  來源:山西晚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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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張二棍並不陌生。第一次採訪,是因為他參加“青春詩會“﹔這一次採訪,是因為他獲得“趙樹理文學獎”。“青春詩會”是中國詩歌圈子裡的黃埔軍校,是中國最高級別的詩會,也是所有寫詩的人夢寐以求的。“趙樹理文學獎”是山西省具有最高榮譽的文學獎項,也是山西所有寫詩的人夢寐以求的。張二棍,80后,摘取了這兩項文學桂冠。
  張二棍,本名張常春,山西代縣人,大同217地質隊職工。他是經歷過社會淬煉、經受過苦難的人。對於他來說,詩歌類似於黑夜曠野裡的一絲微火。朴素、純粹、隱忍、悲憫、痛徹、虔敬、荒蕪、冷徹、向下、沉入,這是張二棍的精神態度和詩歌質地。他用詩歌來喚醒自己,詩歌是他的替身。張二棍是隱忍的,他的詩是精神重負之下壓榨的結果。張二棍和同時代的很多詩人一樣懷有愁苦,但是他的鄉土和鄉愁卻並不是廉價的。他還是一位徘徊式的行吟者,這位地質隊員轉換成詩人身份時就具有了另一種意義上的精神托缽僧的象征。作為鑽工勞累一天之后,在曠野上躺下來與頭頂的星空相遇,在他看來是件很美好的事情。
  張二棍的詩作入選多種詩歌選本,出版有《曠野》《入林記》等詩集。曾獲《詩刊》年度青年詩人獎、《詩歌周刊》年度詩人獎、華文青年詩人獎、《長江文藝》雙年獎、海子詩歌獎、《揚子江》年度青年詩人獎、首屆華語青年作家獎、首屆李杜新銳詩人獎等多種。他寫的這些詩歌和事物對應的時間基本是靜態和凝固的,這是凝視、冥思的結果。“我希望無論寫兒女情還是風雲氣,都能夠充分調動自己的感官與意識,把這個我看慣了的聽膩了的世界,重新認識一遍,讓它鮮活、生動、誘人。”張二棍說。
  短暫的開心過后,應該把榮譽交還給以趙樹理為代表的前輩
  山西晚報:“趙樹理文學獎”是山西省具有最高榮譽的文學獎項,是鼓勵和引導作家創作優秀文學作品,推動文學事業的大繁榮與大發展,建設和諧文化,為廣大人民群眾提供優質精神食糧的獎項。您獲得了2016-2018年度“趙樹理文學獎”,當時什麼心情?
  張二棍:當一個人踟躕的寫作,得到了大家的認可、鼓勵、鞭策,首先應是一件值得開心的事。何況沉甸甸的趙樹理文學獎,意味著故鄉對我這個寫作者的體認與重視。但短暫的開心過后,我應該把這個榮譽,交還給以趙樹理為代表的前輩和同時代的優秀山西作家們。是燦若星辰的他們,用一枚枚漢字,書寫著這片大地上的草木山川與風俗人情,是他們攜帶著各自的使命,在一張張白紙上匍匐前行,抵達了一塊塊精神的高地。而我,與前輩,與同時代的很多作家相比,尚有太多不足和差距。我想,我必須繼續潛心,爭取讓自己名符其實,對得起趙樹理文學獎,更對得起那些幫助、肯定過我的人。
  山西晚報:“趙獎”應該是您創作生涯中的一個裡程碑。為了這個目標,是不是在詩歌的道路上走了很長時間?
  張二棍:不喜歡多說話,就迷戀上文字。繼而,覺得詩歌更快速直接,甚至是可以獨樂樂的。所以,就把分行當成訴說了。
  十多年來,詩歌已經成為我生命裡不可分割的胎記和血液。我也把一次次寫作,當成一次次哺育。希望我寫下的那些文字,像我誕生出的另一個生命,散發我的體溫和心跳,記錄著我對這個世界的理解與呵護。我不是什麼天賦出眾的人,更沒有掌握詩歌寫作的秘訣,我隻能藉著自己的一點點意念、信念,去追逐每一句詩歌。余生,也無非如此吧。
  更願把“入林”當成逃遁或者尋覓代表了我初期的追求和向往
  山西晚報:您獲獎的詩集的名字為什麼叫《入林記》,讓人很容易和武俠小說聯系到一起。
  張二棍:《入林記》這個名字,是其中一首詩。像您說的,這仿佛武俠小說。當然,也可以是一部偵探小說、一部紀實散文……我想說的是,仁者見仁智者見智。我更願意把“入林”當成逃遁,或者尋覓。我喜歡山林,曾無數次深入其中,當我流連在或葳蕤或蕭條的草木之間時,獲得了許多不可思議的安靜。我覺得安靜是一種力量,也是一種知識,更是一種莫大的快樂。一個人靜下來的時候,就可以向萬物汲取智慧,也可以發現全新的幾乎從未遭遇過的自己。
  山西晚報:“腳下/依然傳來枯枝裂開的聲音/北風迎面,心無旁騖地吹著/傾覆的鳥巢,倒扣在雪地上/我把它翻過來,細細的茅草交織著/依稀還是唐朝的布局,裡面/有讓人傷感的潔淨/我折身返回的時候/那叢荊棘,拽了一下我的衣服/像是無助的挽留。我記得剛剛/入林時,也有一株荊棘,企圖攔住我/它們都有一張相似的/謎一樣的臉/它們都長在這裡/過完渴望被認識的一生”。這首《入林記》是在什麼情況下寫的,主要想表達什麼意思?
  張二棍:這並非一首出色的詩歌。但我想,它起碼是某個瞬間我個人心境的寫照。塵世上,時空更迭,草木枯榮,有多少人就有多少叢荊棘,有多少人家就有多少鳥巢。當我感慨它們的時候,其實也是在審視自己。寫每一個作品,都應該是順其自然的事,就跟我們餓了一樣。你的情緒、感覺和認知,迫使你必須要吐露一些什麼,於是,有人拿起了筆,有人拿起了其他。大概就是這樣吧,他們也是。拿破侖和卡夫卡是這樣,李清照和曹雪芹也是。這首詩,談不上好,它代表了我初期的追求,也代表我的向往。我的初衷,就是想通過詩歌,構筑一個平衡。但最終的結果,可能是轟然倒塌。
  面相這事兒,真不賴我 看慣了聽膩了的世界,要寫得更鮮活
  山西晚報:文如其人。有人說,您的面相看起來就很底層、很滄桑、很接地氣。如果把您拉到大街上、人群裡,沒有人會想到這個看起來木訥、友善、單薄、黑臉膛、小眼睛、淺眉毛、深眼眶的北方漢子會是一位詩人,更多會認為您剛從工地、礦山、煤窯和庄稼地裡干活回來。
  張二棍:面相這事兒,真不賴我自己。我不是看起來很底層,很滄桑,是本來如此。就像您說的這些,我確實是一次次剛剛從礦山、工地、田壟間干活回來的那個人,而寫詩只是我的一個愛好,一條孤旅,一次白紙上的叩問,一回腦海裡的深潛。詩人,既非職業技能,也無法養家糊口。我需要一邊寫作一邊工作。工作,無非是一個人怎樣活著,而寫詩,讓我明白活著是為什麼。
  山西晚報:“一件件微不足道的小事,都像極了一根根稻草,往一個叫做‘張常春’的人身上壓迫著,我越來越重越來越害怕,我希望尋找到一個‘張二棍’和我一起來背負這些要命的東西,我希望這個‘張二棍’能夠用字句把這些稻草運送到紙上,這樣我會輕一些……”為什麼您會有這樣的狀態?
  張二棍:我想,每個人的一生都有或多或少的悲劇,每個人都有無數次不為人知的困厄和掙扎。當我們以為語言足夠准確的時候,其實已經把自己關在一個狹窄的籠子裡了。所以,語言永遠局限著我們,永遠在蹩腳地描述著我們思想的千萬分之一。所以,當我想要描述自己過往的時候,永遠有種啞口無言的感覺。我曾有將近二十年的時光在荒郊野外出沒,但我卻無法捕捉住那麼多年裡的自己……我害怕這種白駒過隙的感覺,恐懼自己在時光流逝中一無所獲的悲劇。我的寫作,也是抵抗這些,所以抓住每一點記憶,努力去把它們放在紙上。
  山西晚報:《太陽落山了》《一個人沒有首都》《消失》《白發如慮》……單看作品的題目,就感覺有一點壓抑。這是您創作的一種風格,還是來自內心的一種釋放?
  張二棍:大多數人或許終生不可能有隻言片語被人記住和傳誦。他們的榮辱是瞬間就可以忽略的榮辱,他們的得失是落進塵埃裡的得失。我不是個有意要反抗任何技巧、任何流派或者詩歌觀念的人,只是想用自己喜歡與擅長的形式記下來。我害怕我這樣一個健忘又平凡的人,遇上那些容易被漠視和遺忘的人或者事,像白雲遇上青煙,像一隻蜉蝣遇上另一群蜉蝣。
  不知道別人如何理解悲憫和濟世這些詞,我覺得這樣的詞太壓抑了。我寧願把它們去置換成另外的表述,比如愛,比如關心,比如分擔,比如同情,比如共同體……我覺得,詩人的天職就是重新理解和審視這個世界上的萬物,許多問題雖然也無力解決,也無力挽回。但一個詩人或者一首詩歌,本來就不是解決問題的,我們隻要提出、提供、提醒。
  我希望詩歌像一枚扔出去的石子一樣,能夠讓一些讀到它們的人,在心中蕩起一點點漣漪。我甚至希望詩歌是獠牙,是毒刺。當然,我更願意,詩歌是繃帶,是最后一根稻草。所以,在美學的理解上,我是個雜蕪的人。包括我自己喜歡讀的書,也是三教九流,都會看一看。由此,影響到我的寫作,我成為一個語言上沒有自己獨特風格的詩寫者。而詩歌,卻是最需要偏執和異數的文體。我不知道如何面對這樣“怎麼寫”的困境,我隻能努力用“寫什麼”來彌補自己的弱點。更多的時候,就這樣心存僥幸地寫著,含辛茹苦地寫著。我希望無論寫兒女情還是風雲氣,都能夠充分調動自己的感官與意識,把這個我看慣了的聽膩了的世界,重新認識一遍,讓它鮮活、生動、誘人。
  通過文字記錄底層悲歡不免會生出做個蜘蛛俠的感覺
  山西晚報:為什麼會一直堅持寫詩?
  張二棍:十年彈指一揮,十年荒野行走,十年孤燈閱讀,十年風餐露宿。這十年,我看到了最底層的良善和幸福,也目睹了他們的掙扎與污濁。我見過三個被販賣的緬甸少女,困在晉冀交界的山村裡,相互梳著頭,鬢角插著採來的野花,那一刻她們是幸福的﹔我見過一對困厄的夫妻,扭打在一起,最后又抱頭痛哭,那一刻他們是悲壯的﹔我在山頂見過一個牧羊人在風雪中行走,深一腳淺一腳去尋找他丟失的小羊,那一刻他是無助的……我想通過文字記錄他們的悲歡,讓他們的生命在我的詩歌中,得到一點溫暖的注視。
  山西晚報:好詩的標准是什麼?
  張二棍:也許隻有一條標准,好詩就是讓人念念不忘。
  山西晚報:您在創作上有沒有困惑?如果有,是怎麼解決的?
  張二棍:我的腦海像個巨大的屏幕,閃爍著無數張臉。我生活在他們之中,看見他們繁復的日常,感受他們的愛恨情仇,生老病死。他們之中,藏有大善與小惡,藏有歡愉與憂傷。我寫作的初衷就是要去記錄啊。這個時代,許多人閉口不談價值觀、人生觀和信仰,是不正常的。作為一個用詩歌發聲的人,不免會生出在文字裡做個蜘蛛俠的感覺,不免拿自己和李白杜甫比較,不免拿自己和同時代的優秀詩人比較。我是渺小的,能記錄哪些人呢?他們可能是更加沉默的、無助的那些。我什麼都沒有,隻有筆,寫下來。這大概就是我的動力,也是我的無力。所以,我的困惑大概就是我寫作時,如何擺脫我的無力感。
  鄉愁擴大成縣愁、省愁、星球之愁這一切,是我創作的源泉
  山西晚報:您的詩有些是說老家代縣的,五台山、雁門關、楊忠武祠都在那裡。有年冬天我去代縣,茫茫雪景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您的生命裡,帶有鄉愁的詩有著怎樣的與眾不同?
  張二棍:這確實是一個鄉愁坍塌的年代,許多我們傳統意義上的那種農耕文明的鄉村,早已消耗或者變異。而人口的遷徙、通訊的發達、交通的快捷,也讓“鄉愁”越來越顯得矯揉和陌生。但我們的愁並不會減少,我們的鄉愁轉移了,變異了,鄉愁裡的“鄉”變得更加微妙和不可言說,也許鄉愁擴大成了縣愁、省愁、星球之愁,也許鄉愁萎縮成了對一間舊房子、一個土瓷碗的房愁、碗愁。但愁仍然砥礪著也折磨著我們,每個人都是尋覓歸宿的游子啊……而我的寫作,從來都是在他們看不見的地方,所以我還不配“新鄉土寫作代表”這幾個滾燙的字眼,我會努力。順便想提一下,那些集市上說順口溜的賣貨郎,葬禮上一聲聲把自己唱哭的哭喪人……是他們的聲音,還響徹在那一片片大地上,是他們用最質朴的語言,為鄉土保留著最后的元音。
  山西晚報:上世紀80年代,文藝復蘇,思想解放,對於詩歌是最好的時代。90年代以后,隨著市場經濟的發展,文藝逐漸被邊緣化。直到現在,文藝又迎來新的發展機遇。說說您的想法。
  張二棍:我尚在蹣跚學步,也是個摸索著石頭過河的人。每一個詩人都有自己的河流與旋渦,都有局限著自己的兩岸,都有自己想要流經的疆域,想要滋潤的人群,想要匯入的海洋……當明確這一切的時候,就會自動生成適合自己的詩歌譜系、詩歌美學和言說方式。所有別人的方式,隻能供參考。我只是努力,想讓自己變得好一點兒,變成自己希望的樣子。
  山西晚報:作為鑽工,和詩歌搭界,什麼感受?
  張二棍:很早就喜歡寫詩。由於工作需要,常年在曠野中奔波。每當夜晚,在空曠的野外躺下來與頭頂的星空相遇,是件很美好的事情。宇宙浩瀚,詩歌浩瀚。那些時間,能讓我更好的思考自己的創作。這個職業給我寫詩的人生很多給養。
  山西晚報:您早期的詩歌與現在的詩歌比較,有哪些變化?
  張二棍:自己也說不出有什麼。這種變化,大概是持續而緩慢的,甚至是不自覺的。有人這樣生活,就應該有人這樣描述。像現在的扶貧一樣,我們的土地上,確實還有很多無法優雅和體面地生活的人。他們活著的初衷,就是我寫作的初衷,我希望自己的寫作是幸福的、快樂的,而不是疼痛的、卑微的。他們有割袍斷義,也有千裡走單騎,也有他們的長恨歌、出塞曲……我們,不也是這樣的境況和際遇,不也一樣過著這樣的每一天麼。所以,我去寫這一切,這是我寫作的源泉。他們的變數,也正是我寫作的變數。
  山西晚報:您的代表作是什麼時候創作的?
  張二棍:真不敢說有什麼代表作。我知道自己的無能為力和力不從心的時刻,我見過自己抓耳撓腮和破綻百出的樣子。每一首詩歌,我覺得都有太多的缺憾和漏洞。我想,代表作應該是一種獲得廣泛認可和普遍關注的文本。於我而言,我在期待這樣的詩歌,也許這一生,都等不到,也許某天會碰上吧。
  山西晚報:下一步,在創作上有什麼打算?
  張二棍:繼續寫。繼續這樣不緊不慢去寫,懷著愛與關懷去寫。

山西晚報記者 郭志英

(責編:劉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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