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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對現代人的“拘役”
《一隻腳踏進后現代》維舟著
南京大學出版社
本書是作家、書評人維舟十余年評論生涯的階段性總結，精選了其解讀當下社會文化現象的37篇文章。透過維舟敏銳的觀察和犀利的評論，我們可以重新審視熟悉的文化現象和未經省察的觀念，重新反思自己的生活和身處的時代。
前一陣，有朋友感嘆自己的人生。不分晝夜地趕、催、逼，這些在旁人眼中或許只是悲喜劇，而對身處其中的人而言，精神是很難不感到焦慮和郁悶的。腦力勞動比體力勞動更消耗人的體力和意志，而在那些處於前沿的所謂“創意產業”中，這種時間的壓迫則呈現得尤為明顯：每天被分成若干個時段來完成多項任務，而每一項都是最緊急的，現代人的時間是最工業化、最機械化的。
時間的可測量化正是現代文明的前提之一。在口語中，我們或許還保留著古代描述時間的方式：“一盞茶的工夫”“我會在太陽落山前趕到你那兒”，但在現代化的工作中，時間都是精確計算的。在一個時間無法被量化的社會裡，是絕不會出現“材料必須在17:25前送達”這種語句的。這種“趕時間”“時間就是金錢”的觀念，本身就是現代人精神焦慮的最重要來源，因為相比任何一種約束和資源，時間都是最無情的：它永遠以同樣的速度向前推進，沒得商量，除了延后，不可能突然“多”出來。
為抓緊時間而陷入持續的焦慮中，是一種現代現象，因而也是前現代社會的人所無法理解的。戴維·拉姆在《非洲人》一書中曾談到這樣一個故事：一個白人差幾分鐘沒趕上航班，懊喪之下暴怒不已。一個當地的航空公司職員大惑不解：“我不明白你為什麼這麼煩惱，三天后不是還有一班嗎？”
金錢和時間，是“拘役”現代人的兩大因素。人們很容易注意到被金錢奴役的拜金者，卻很少意識到一個量化的時間也會使人喪失自由。印第安人曾困惑於白人那種對黃金的狂熱：“他們老是渴望東西……老是坐立不安……老是追求某種東西……他們簡直像瘋子……”這種“瘋子階段”，大概是資本積累時期在所難免的。歐洲文明輝煌的19世紀，成年人的工作其實極為繁重。1800年前后，英國工人往往從6歲工作到60歲，每天工作1214小時（每年約4500小時），到1870年，人均年工作時數下降為2984小時，而1990年為1490小時。這兩百多年裡，年工作時數每年平均遞減0.6%。
到了現代，一些國家的工作時間越來越長，在這種情形下，經濟通常呈現快速繁榮的發展，但單調的生活卻抵消了物質上的富裕所帶來的幸福感。日本就發生過這樣的情形：一個家庭裡一周下來，沒有一頓全家共進的晚餐。所有的東西都被機械化和量化了，感情和倫理都成為可有可無、無暇顧及的奢侈品，物質的富裕，伴隨的竟是精神上的荒蕪。在國內的大都市裡，這樣的情形並不陌生：當老朋友偶爾想聚一聚時，總是湊不齊時間，因為每個人的“檔期”都很滿，這勢必使得感情的溝通更多依賴一些遠距離的“隔空交流”——電話、網絡或微信。
如加繆所說，機械的人生，隻有在其被意識到的那一刻，才成為悲劇。但人們或早或遲總會意識到這一點。這一反省的最終指向是精神領域，但人們更常見的手段，則是以休假來進行自我調整。假期是與日常生活的決裂，不論是其節奏還是價值觀，但最根本的還是希望打破時間的拘役。處在休假狀態中的人，通常是不願意精確計算時間的，隻有在這種情形下，“一覺睡到自然醒”才成為一種幸福。
休假中兩個主宰性的因素都是和日常情況完全對立的，即非時間化和回退到原始狀態。在現代社會中遭受壓力越大的人，在休假中所表現的這兩種傾向越強烈。一個工作狂前同事告訴我，他從一家公司離職前，連續加了三周班，離職后他在家每天沉睡十幾個小時，不辨晨昏，根本不願動腦，17天后再上班時，感覺自己像個植物人，對工作上的事完全回憶不起來了。
這在不同程度上正是人們在假期裡所做的：在海灘上晒太陽的游人，往往處於植物性麻木狀態，被動地接受甜美的感覺，希望退化，模仿兒童的舉動。至於時間，則完全根據自然現象來調節。略感可悲但並不可笑的是，往往這種時候，人們才會重新感受到太陽的升起和落下、月亮和星空之美……
擺脫時間的“拘役”正是領會永恆的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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