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不能缺席
庚子年到來的時候,我做了很多打算,陪伴父母,走訪親戚,與朋友小聚,甚至列出了春節7天假日的行程。只是沒想到,這一切,都被突如其來的新冠肺炎疫情所打亂。甚至,我也差一點被當做疑似病人隔離起來。
1月20日,我外出回到太原,當晚開始感冒發燒,那幾日曾隱隱約約聽周圍的朋友談起過新冠肺炎疫情,總覺得疫情離我們很遙遠,仿佛那是另一個世界的事情。但次日早晨,我到醫院就診,很快被送到發熱門診,從醫生和護士那嚴肅詢問的態度中,我才感覺到,原來,新冠肺炎疫情已經來到了我們身邊。
醫院裡的每個人,都戴著厚厚的口罩,醫生、護士、保潔人員、陪護人員,甚至探視人員,每個人都隻剩兩隻眼睛,透著憂心忡忡的目光。
那些天裡,我每天要輸好幾瓶液,看著那些液體一滴一滴流入我的血管,我一直在想一個問題:那就是作為一名文學愛好者,當疫情發生的時候,我們能做些什麼?或者,我們應該做些什麼?實踐証明,這不僅僅是我,也是許多和我一樣熱愛文學、熱愛寫作的志同道合者共同思考的問題,因為后來,我基本病愈之后,看到了許多老師撰寫的和疫情有關的文章,尤其是有些詩歌和為醫護人員而寫的文章,讀后總是令人振奮。這也讓我再一次感受到,在疫情面前,我們這些爬格子的人應該發揮引導作用。
我是春節過后通過拍片和抽血,被醫院確診為普通肺炎的,那時候我體溫已恢復正常,於是我被建議居家隔離。
回到家,心情開始放鬆,這時,我看到了省作協給全省文學工作者的一封倡議書,號召大家勇擔使命,牢記初心,充分發揮文學記錄時代、書寫時代、謳歌時代的重要作用。於是,我的心好像一下子被喚醒了一樣,我決定加入到疫情期間的文學寫作中。
當時,我初步選擇的書寫目標是醫務工作者,但由於這方面的資源有限,幾經周折,最后不得不放棄。隨后,我把目光轉向我所在的鐵路系統,之所以選擇書寫鐵路職工,不是我和他們熟悉,或者存有私心,那是因為我被他們感動。我記得第一個打動我的,是一個年輕的高鐵女乘務員,她才20多歲,花兒一樣的年齡,在大年初一的晚上,和另外兩名同事接到一項特殊的值乘任務——次日前往武漢運送防疫物資。接著還擔當了運送我省醫務人員馳援武漢的任務。我用微信視頻採訪她的時候,她戴著口罩,我問她的第一個問題是,武漢已經封城,這個時候去武漢,你害怕嗎?她低頭沉默了一下,告訴我,怕,但想到這次任務的重要性,就不怕了。我問她的第二個問題是,你的家人擔心嗎?視頻中的她又沉默了一會,告訴我,擔心肯定會擔心,但更多的是支持。我接著問,為什麼?她說,父母理解她作為一名鐵路職工的責任。她回答我的時候,我看不見她的整個臉龐,但卻能看到她眼裡閃著的淚光。那一刻,我決定寫她和她所在的班組。經過電話採訪其他兩名乘務員,我連夜完成了《特殊任務》這篇文章,同時對太原南站不為人知的保潔消毒人員進行電話採訪,完成了《深夜,這裡無眠》的文章,兩篇文章在《太原鐵道》報、《太原鐵道》公眾號、黃河雜志社、《山西日報》陸續刊登和推出后,在鐵路職工隊伍中引起很大的反響,鼓舞了士氣。當時單位領導都知道我在家隔離,看到文章,派記者和我聯系,希望能採訪一下我帶病創作的過程,我說沒什麼可採訪的,而且小區也不讓外人進出。負責採訪我的記者后來聯系我,讓我用一句話表達我的內心,我說,在全國人民抗擊疫情的時刻,我們文學工作者不應該缺席。
兩篇稿子推出后,不少鐵路系統的基層單位和我聯系,我在大家的支持下,又先后完成了《疫情背后,雙乘夫妻的別樣守望》《非常調度,300桶消毒液急速抵達太原》等文章,先后在《人民鐵道報》、《黃河》雜志社、《太原鐵道》報等報刊和公眾號推出。
1月23日,為了全力做好我省企業復工復產工作,中國鐵路太原局集團有限公司專門為朔州市政府開行點對點復工專列,前往江蘇徐州,接回因疫情原因而無法返崗的600多名煤礦工人。我接到通知,與中央電視台的記者同行,隨車輾轉2000多公裡、歷時43小時,全程深度報道了復工專列的開行和600多名礦工的返程之路以及他們的喜悅之情,撰寫了《千裡護航,600多名礦工返晉復工》、制作了電視專題片,在《太原鐵道》報、太鐵電視台、人民鐵道公眾號刊登和推出,取得了較好的效果。
疫情發生以來,人們的工作和生活相應受到了很大的影響,在這種時候,人們其實更需要另外一種聲音,那就是我們的筆,所傳遞出去的聲音。我願用手中的這支筆,繼續為記錄這個時代人們炙熱的奉獻、遠去的背影、動人的聲音而寫作。
林小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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