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厚重的古安邑
太平興國寺塔
運城鹽湖區安邑雖是鄉鎮，卻蘊藏著年代久遠的深厚歷史文化資源，厘清其脈絡可見古安邑厚重的歷史文化地位。77歲的景銳，是運城鹽湖區安邑人，50余年痴心研究安邑文化、發掘安邑文化、振興安邑文化，在當地素有“安邑文化鄉賢”和“安邑文化活字典、活檔案、活化石”之譽。
証實關龍逄墓就在安邑
關龍逄，夏末忠臣，被譽為“千古諫臣第一人”，關於其墓究竟在何處的爭議歷來頗多。2011年4月21日至22日，全國關氏宗親總會將各地關氏宗親會長和五方代表召集到鄭州，共同論証這個問題。
平定、長垣、靈寶、陝縣的有關人士先后各抒己見，最后發言的景銳詳述依據、侃侃而談：“我認為關龍逄葬在山西安邑有幾大理由：一是安邑火車站附近有關龍逄的墓地，墓前有兩通市、區政府立的“文物保護單位’碑﹔二是1994年版《運城市志》（縣級市）453頁載：關龍逄墓地‘在安邑城東北1000米……墓塚佔地面積200平方米。墓前原有‘夏大夫關龍逄之墓’大型碑刻一通。據《解州全志·卷之十一安邑縣古跡六》載：‘夏關龍逄墓在縣東北二裡玉溝山，河南靈寶縣亦有關大夫墓，當以安邑為正。’﹔三是民國二十三年（1934）版《安邑縣志》211頁載：‘夏關龍逄墓在縣東北二裡玉溝山……’﹔四是唐乾元年間立有碑，由張謂撰文，此碑已失。但《安邑縣志》220頁載：‘夏大夫關龍逄碑乾元中立，張謂撰，在城東北二裡許關龍逄墓上。’可惜此碑在上世紀60年代平田整地時失去。但縣志所載不虛﹔五是明嘉靖年間也立有一碑，是解州判官呂楠撰文，文曰：‘夏大夫關龍逄諫桀而死，其墓在安邑東北三裡……’此碑已斷為兩節，我同康杰中學關回恩拿《安邑縣志》金石記部分所載與此碑文對照，一字不差﹔六是清乾隆二十八年（1763）言如泗、宋在詩所編的《安邑縣志》圖八是關龍逄墓圖﹔七是歷代文人呂楠、王道暉、楊愈節、康如璉、李甲黃、景昌會、柴晉芳等都到此祭奠過，並留有詩句，他們都認為關龍逄埋在安邑﹔八是關龍逄去世時，夏朝的國都就在安邑（現在的山西水利學院所在地），他作為‘囚犯’被殺后拉出都城埋掉是合乎情理的﹔九是新中國成立之前，河東地面關氏宗族年年清明節到此祭奠﹔改革開放后，海外關氏宗親會代表也不時來此祭奠，他們都認為關氏始祖關龍逄埋在安邑。”
依據各地發言推斷，關氏全國宗親總會長關群生當場宣布定論：“關氏的始祖關龍逄就埋在山西安邑。”
老驥伏櫪編撰《安邑志》
2014年，景銳在編撰《安邑志》過程中，聽人說到“山西大學圖書館藏有一本清朝乾隆二十八年編寫的《安邑縣志》”，他聞言大喜，不顧年邁體衰，乘坐綠皮火車兩赴太原，復印了山西大學圖書館館藏的《安邑縣志》作參考。為讓后人看到最原始的安邑古城圖，他發動幾位編撰《安邑志》的老會員，各自發揮行文、繪圖、收集資料等特長，以步丈量，以繩計長，用得出的精准數據繪制出一幅完整清晰的安邑古城全貌圖。
在編撰《安邑志》時，景銳發現原《安邑縣志》載，衛夫人是安邑王范人氏﹔1994年版《運城市志》685頁也載：“衛鑠（272-349）字茂漪，東晉女書法家，汝陰太守李矩妻，人稱‘衛夫人’，叔父衛恆，祖父衛瓘，曾祖父衛凱，都是當時的達官顯貴，尤其是書法，自成一家，素有‘書聖’‘妙手’之稱譽。”684頁又載：“衛凱，東漢征士衛皓的曾孫。衛皓，代人，湛於儒學。孝明皇帝聞其賢，遣使到代征皓入洛陽。行至安邑王范（今運城市王范村）病卒，即葬王范村南五裡鳴條岡上。從此皓的子孫家於王范。”且有衛家墓塚、衛家祠堂和衛家巷作証﹔但中學歷史課本、《辭海》《夏縣志》卻載：“衛夫人，今夏縣人氏”。
衛夫人究竟是何方人氏？景銳聯同喬兆坤、曲陝定幾次驅車赴安邑王范村、夏縣尉郭蘇庄一帶，反復查資料，找文物，訪百姓，尋祖墳，看墓碑，多番尋蹤探幽考証得出結論：夏縣尉郭蘇庄的衛姓是從王范村（原安邑縣）遷徙而來的衛夫人后裔，屬於衛夫人宗族的一個分支。因此，衛夫人故裡不在夏縣尉郭蘇庄，而是在安邑王范村。
之后，景銳又和喬兆坤、樊培學、樊宇崗、郝運生，還有王范村村委主任，找到運城市市志編篆辦公室，陳述其理由，經市志辦反復研究后，2018年版《運城市志》即將衛夫人故裡改為“東晉河東安邑（今鹽湖區）人”。
確定太平興國寺塔始建朝代
安邑有座太平興國寺塔，雖屢遭地震而分分合合，仍屹立至今，被公認為中國最高的古塔，但關於塔的建造朝代卻說法迥異。一說“始建於隋代”，據隋史記載，隋文帝曾詔各州廣筑佛塔，以踐“我興由佛法”之言，但細查無更多史料為証﹔二說“創建於唐貞觀年間”，依據是清康熙版《平陽府志（卷三十一）·古跡》載：“興國寺塔，唐貞觀年建，有碑記。塔高三十丈，基廣畝余，盡以磚甃”﹔三說“創建於宋代”，依據是《山西通志》載：“塔建於北宋嘉祐八年（1063）”﹔四說“唐建、宋修”，依據是1994年版《運城市志》載：“太平興國寺塔，位於市區東7公裡的安邑城內東北方。唐建，宋修。”
該塔究竟建於哪個朝代？景銳與喬兆坤等在編撰《安邑志》時，反復查閱考証了《平陽府志（卷三十一）·古跡》《解州全志·安邑古跡》、1994年版《運城市志》《山西通志》、民國版《安邑縣志（卷十二）·古跡記》、民國版《安邑縣志（卷十五）·文選》、民國版《安邑縣志（卷十六）·詩選》和民國版《安邑縣志（卷十三）·金石記·譙郡太守曹恪碑》。
《文選》載：民國十二年（1923年）縣長鄭裕孚所撰《房公祠存碑記》雲：“安邑縣署東有興國寺，建自元魏延和二年（公元433年）。寺有塔聳然而特立，又有造像三五石委棄於頹垣野草之間，民國十年四月，余由臨汾移守斯土，擬徙石而存之……又得殘石二十七種，悉置於房公祠。”
《詩選》中有民國元老、縣志主編、著名學者景定成（即景梅九）詩作：“塔高興國寺，瑞靄海光樓。和尚庵常在，畦田鹽自收。”並自解道：“邑中太平興國寺，建自元魏，有塔高二百六十尺……塔內有元魏造像。”
《譙郡太守曹恪碑》曰（大意）：曹恪原籍安徽，其祖父官宦河東郡，父親跟從太武帝征討蓋吳有功，致仕休養於安邑。父母皆卒於安邑……太守本人，年近九十，一心向佛，曾傾其家資造佛像、佛塔，手抄佛經，朝夕誦讀，公元544年因病逝世。”
鄭裕孚曾見、並存放過寺中造像、碑碣，所言“安邑縣署東有興國寺，建自元魏延和二年（公元433年），寺有塔聳然而特立。”理當為據﹔景梅九斷言：“塔高興國寺”“建於元魏”“內有元魏造像”說得明明白白﹔《譙郡太守曹恪碑》也從另一個側面証明安邑古塔建於唐宋以前。因為曹恪90歲（534）時仍生活在元魏朝代（386-534），距隋(581-618)、唐（618-907）還隔著東魏、北齊、西魏、北周四個朝代。很難想象，一個生活在元魏和東魏朝代的高齡老人朝夕誦讀佛經，若無寺院近在咫尺，勢難想象﹔況且當時雕版印刷尚未興起，手抄兩部佛經不可能跑到很遠的地方，更不要說造佛像、佛塔送給外地寺院了。如此，寺院和佛塔必定在安邑。
據此論據，景銳與喬兆坤等人得出結論：太平興國寺塔建於元魏延和二年（公元433年），距今1586年，比西安大雁塔唐永徽三年（652）還早219年，是中國建筑年代最早的磚塔。
王志英 武安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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