晉籍導演與“晉味”電影

制圖:薛海鷗
環顧新中國成立70年以來的中國電影史,“山西造”是一個繞不開的標志性符號。表裡山河的封閉環境令山西人與電影的接觸多有不便,然而閉塞的環境阻擋不了夢想飛翔的翅膀。一大批山西籍電影導演從黃土高原中走來,在光影歲月中用精彩的故事、生動的人物獨步影壇,以獨特的地域文化開掘和豐富了中國電影的美學形態。他們的作品是晉派電影家族中的骨干成員,為中國電影銀幕增添了一抹濃郁而醇美的“山西風味”。
鄉土美學的詩意呈現
鄉土是中國社會發展變革的底色和本色,而農村電影是中國電影皇冠上最為耀眼的明珠。山西電影在初興之時便開始與農村生活結下不解之緣,譬如經由趙樹理、馬烽等“山藥蛋派”巨匠作品改編而成的農村電影,是中國最早的“主旋律”電影,引領了新中國成立后“主旋律”電影創作的熱潮和風向標。改革開放以來,鄉土文化的話語權逐漸被都市文化遮蔽,以都市消費文化和娛樂文化為主的商業電影迅速崛起,農村以及農村電影一度成了人們遺忘的角落。面對深入骨髓的鄉村生命記憶以及社會轉型期的鄉村之痛,山西電影人以倔強的性格叫板波濤洶涌的都市文化,如牛建榮、韓杰、大飛等山西籍老中青幾代導演,不約而同地深情回望故園風物,用《傘頭和他的女人》《七兒娘》《hello,樹先生》《殘香無痕》等作品,將農民在社會歷史演進中的尷尬處境赤裸裸地呈現給世人。他們鏡頭裡的鄉土社會充滿了土腥味和懷舊感,試圖在憑吊原鄉中守望自己的精神家園,以悲壯的姿態為農村電影守夜或守歲……堅韌、執著和決絕的姿態令人潸然淚下。戀舊的山西籍導演內心始終燃燒著一種希望和理想,那就是不忍離開農村、不忍離開土地、不忍割斷鄉土文化血脈和基因。他們努力以影像的方式尋找著一方水土中的衡量和變量,以鏡頭親吻土地、以影像堅守家園、以神聖的藝術方式堅守著中國電影的初心和本色。
現實主義的別樣創作
生活是藝術的源泉,善於捕捉習以為常生活背后的本質和潛流,以邊緣題材挑戰主流類型電影、以小視角去承擔大格局、以思想型完勝炫技派,是山西籍導演創作的看家本領或鎮宅之寶,其中的代表非賈樟柯莫屬。從《小武》到《江湖兒女》等十幾部作品裡,他幾乎沒有走出汾陽小鎮的方寸之地,始終在小城的街巷中凝視城鄉社會的沉浮起落,將人性、時代性和社會性放置到轉型的天平上出神端詳,以此潛入和定格導演眼中另類的城鄉歷史,並借此嵌入和確立“第六代”導演群體的價值體系和生命坐標。從某種意義上而言,賈樟柯離不開山西元素,離開了山西也許就沒有了賈樟柯。這些風格高度一致的賈樟柯電影帶有鮮明的民間日記的烙印,以個體化的視角和個性化的鏡頭紀錄真相,撫慰著市井小巷中沉默的恩怨情仇。賈樟柯試圖以凌厲而殘酷的眼神洞穿社會歷史的本質真實,試圖以一己之力建構中國底層的社會史和心靈史。賈樟柯“山西造”的特色十分明顯:時代背景的真實還原、不著痕跡的自然表演、隨心所欲營造的戲劇沖突令人印象深刻。一系列小人物從汾陽到世界,從世界到故鄉,銀幕中的人物沒有驚天動地的傳奇,仿佛只是從生活世界闖入了故事王國之中,不動聲色地訴說著一段段悲歡離合。此外,寧浩、曹保平等山西籍導演依托商業片努力開掘現實題材的可能空間,把生活中的一地雞毛置於戲劇沖突中,將真實奉為藝術的底色。雖然專注的題材各有不同,但是骨子裡都有或隱或現的山西風味,內心深處憂國憂民的血統和基因依舊清晰可見,為中國影壇貢獻了最為堅韌的山西力量。
批判意識的另類表達
山西導演具有一種天然的“影以載道”傳統,由此生發的批判性和反思性是山西導演的另一種美學追求。他們將這種批判性思維融入電影創作之中,運用黑色幽默、荒誕、超現實等多種策略予以表現,或審視現實的弊端、或追問人性的罪惡、或拷問體制的痼疾,彰顯了一種藝術改變現實的擔當和使命。米家山、寧浩等山西籍導演的作品,如《頑主》、“瘋狂三部曲”系列等將崇高與嚴肅消解,借助浪漫主義的敘事手法及顛覆認知的離奇人物和故事,揭示了頗具哲理性的生活真諦,使得現實主義和浪漫主義在這裡實現了很好的融會貫通。曹保平導演則另辟蹊徑,《光榮的憤怒》《李米的猜想》《烈日灼心》《狗十三》等幾部作品,或鄉村或都市、或犯罪或青春,多變的題材承載了不變的現實主義情懷,將人間的是非曲直與復雜的人性糾纏在一起,在生活的殘酷、險峻和猙獰之處進行情感的安慰和人性的關懷。除此之外,韓杰、唐永康、李伽西等青年導演的作品中,也不乏對城鎮、農村變遷中人的命運走向的批判性思考。他們總能夠精准把脈社會夾縫中小人物的困境,以藝術家的清醒、冷靜和自覺批判一切污泥濁水,構成了山西籍導演群體性思維的一種普遍特質。
民族文化的當代演繹
山西歷史上自古是多民族聚居地,擁有悠久的歷史文化、革命文化、民俗文化、佛教文化、晉商文化、武俠文化,多種文化的深度碰撞和融合,孕育了三晉大地特有的文化譜系。這些包羅萬象的文化資源,為山西籍導演們提供了廣闊的創作空間。“第三代”山西籍導演李俊就是其中的杰出代表,他致力於用影像挖掘和表現中國革命歷史,創作出了《回民支隊》《農奴》《閃閃的紅星》《歸心似箭》《大決戰》系列等一大批經典作品,記錄了中國人在救亡和啟蒙中的崢嶸歲月,彰顯了不屈的民族氣節、不竭的民族智慧與不滅的民族理想。“第五代”山西籍導演何平,致力於在武俠光影中弘揚光大民族文化。正邪、善惡、功過在俠義故事中進行復雜變奏,導演用俠骨柔情詮釋了歷史滄桑和民族審美。山西籍女導演姚樹華的作品《白銀帝國》,則以晉商家族的傳承與人的自由解放為內核,揭示出社會變革中民族文化和民族信仰的意義和價值。依托這些優秀作品,晉派導演自覺實現了傳統文化的創造性轉換和創新性發展,借助影像的方式實現了三晉文化的藝術傳承和表達。
多元美學的奮力探索
新時代以來,山西籍“新生代”電影導演集體亮相,為山西電影吹來了一股春風。他們敢於突破老一輩晉籍導演的創作窠臼,用新故事、新影像、新美學講述山西故事和中國故事。如牛朝陽導演對國產驚悚片的類型探索,唐永康、李珈西、吳軍、張璞等一批新銳導演迅速崛起,令業界對“電影晉軍”的復蘇充滿了巨大的想象空間。“新生代”導演多數是“80后”和“90后”,他們以獨特的眼光審視三晉大地和中國社會的變化,多憑借個人化的視角捕捉具有普遍性意義的社會變遷和時代焦慮,努力在影像中建構新生代自己的歷史觀、價值觀和美學觀。如此看來,山西籍“新生代”導演的集體登台,本質上是他們的一場成人儀式,是一場盛大的告別和出征儀式,他們在告別昨天的觀眾角色,獨步舞台中央出演自己的角色。與此同時,他們的眼界貫通中外,在市場化運作中游刃有余。電影市場化的工業美學在他們腦中已然扎根,並努力追尋藝術性、思想性、商業性之間的平衡點。此外,他們對山西元素的使用也更為自信、大膽和精准,對山西的熱愛也更加熱烈奔放,大院、古城、民歌、方言、民俗、神話、面食……“山西元素”正在伴隨著電影鏡頭飛向世界,而“山西形象”在影像世界裡也不再是悲情、苦澀、迷茫和灰色,更是活力、眼光、進取、開放和充滿希望的,他們正試圖以影像不遺余力重塑新時代山西的美好形象。
經過幾代晉籍電影導演的薪火相傳,山西籍導演在中國影壇已然蔚為大觀,他們為中國電影貢獻了獨特的故事魅力、文化魅力、影像魅力和思想魅力,成為中國電影長廊中一道獨特而亮麗的風景。
薛晉文 劉子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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