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趙樹理的經典意義
劉 勇
趙 勇
李 玲
薩支山
章毅誠
李國華
李春雨
劉衛國
7月12日至15日，由山西省作家協會、中國現代文學研究會、中國趙樹理研究會、太原師范學院等主辦的“第五屆趙樹理學術研討會”，先后在太原與晉城兩地召開，來自國內外的數十位相關專家學者從不同角度探討了趙樹理作品的經典意義，以及趙樹理研究的種種難題。這些新的發現與認知，對於今天重新認識趙樹理，具有重要的意義。近年來，不管是學術界還是文學界，趙樹理這一話題依然具有一定的熱度，即使在東南亞，趙樹理作為一個奇特的文學現象，依然在引發一定的傳播與研究。趙樹理所秉持的民間立場、所達到的經典意義，仍值得分析研究。今天，我們特刊發學術研討會的部分發言摘要，以饗讀者。
趙樹理的世界意義
北京師范大學文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教育部長江學者特聘教授、中國現代文學研究會常務副會長劉勇：針對“趙樹理：文學的還是政治的﹔民族的還是世界的”這一問題，我認為趙樹理的文學史地位歸根到底是由趙樹理的文學價值決定的。趙樹理的文學價值不在於他是解放區土生土長的農民作家，而在於他始終為農民而寫作的追求和態度。更重要的是，趙樹理的作品絕不單是大眾化，更有著一種由淺入深的思想啟蒙，與魯迅相比，只是方法與路徑的不同。趙樹理的地位與其文學的意義緊密相關。而趙樹理的世界影響歸根到底是由趙樹理的民族特色形成的。這一民族特色絕不僅僅是民族風情與鄉土風採等，而是表現在一種深入骨髓的自古有之的民族意識，即責任和良知。趙樹理的民族意識與整個人類整個人性相通，是趙樹理走向世界的根本原因。另外，我認為趙樹理還與契訶夫的精神相通，都看到了農民的復雜性。
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教授章毅誠：《三裡灣》中的合作化進程和生產時間是一種“模范”的時間性。趙樹理寫《三裡灣》的時候，“模范”這種提法相當流行，比如，有“勞動模范”“衛生模范”，各種“模范”，數不勝數。雖然趙樹理的《三裡灣》這部作品屬於虛構寫作，但是小說中的模范具有很明顯的普遍性：三裡灣就是個“模范村”，村子裡的“模范人物”也不少。從“時間與小說”“《三裡灣》的三張畫”等方面對《三裡灣》進行分析，趙樹理所理解的模范不但把當時政治經濟學的合作化問題與虛構寫作的實踐聯合在一起，而且，某個程度上，趙樹理通過“模范的時間性”這個概念把農業生產與文藝工作放在一個辯証法的層面。趙樹理所創造的《明年的三裡灣》呈現了文藝工作在合作化過程中能夠扮演的角色。這就是趙樹理通過虛構寫作給予的富有理論價值的貢獻。
北京師范大學教授李春雨：趙樹理是一個不可或缺的經典作家，在漢語國際教育中有著獨特意義，其作品的中國化、民族化引起了外國讀者的興趣。在漢語國際教育中講好趙樹理的故事，需要有四個維度：一是要把趙樹理與中國古老的文學傳統結合起來解讀﹔二是要把趙樹理與中國現當代文學新的傳統結合起來解讀﹔三是要把趙樹理放在中國社會發展變遷的進程中來解讀﹔四是要把趙樹理放在中國文學新舊交匯中、嚴肅與通俗文學的交融中來解讀。從文學的角度來講，這是最重要的一點。
趙樹理的現實意義
北京大學副教授李國華：最近10年，在文學領域討論“勞動”的問題，似乎是有一些熱門的。在趙樹理的時代，作家不是被卷入了農工世界，而是被農工世界生產出來，作家敘述“勞動”時也往往產生對於直接從事農工勞動的人物形象的歷史崇高感。趙樹理《福貴》的內在問題可以說是一個關於“勞動”的文學形式問題，即表面上小說像是一個社會調查報告，通過挖福貴的窮根來梳理福貴貧窮的根源和罵名的來歷，教育讀者不要形而上學地認為福貴是壞蛋，實際上則像是一篇社會學論文，通過講故事的方式，闡明了特定的“勞動”觀念形態下的人群對人類謀生行為的倫理問責傾向。
北京師范大學教授劉衛國：在趙樹理的作品中，存在著不少關於算賬細節的描寫。這些算賬書寫與其作品想表達的斗爭、婦女動員、經濟生產等主題密切相關，從這些算賬書寫中不難發現，趙樹理懂得勞動價值，具有朴素的商品經濟觀念，尊重市場法則，在無意中觸摸到“帕累托最優”的經濟學原理。趙樹理的這些經濟觀念，以前未能被揭示過，從這些經濟觀念，我們不僅可以加深對趙樹理作品主題的認識，也可以加深對趙樹理思想格局的認識。
北京語言大學教授李玲：“幼者本位”是“五四”新文化運動的重要理念，其核心精神是解放青年、顛覆“長者本位”的孝道傳統。趙樹理創作繼承了這一倫理反叛精神，從而奠定了其創作的現代性特質﹔趙樹理在繼承這一精神的同時，又賦予其不同於“五四”新文化精神的時代特色，從而展示了其現代性路徑的另一種特色。這個問題可以向兩個維度展開思考：第一，趙樹理在幼者與長者的沖突書寫中，維護了“幼者”如下三方面的合法權益：爭取婚姻自主權、追求正確的生活方式、維護合理的經濟利益。第二，趙樹理創作又在“幼者”內部進行價值辨析，以進化的態度提出甄別好青年與落后青年的標准。他筆下的好青年主要有如下三方面特征：反抗封建家長、走社會主義道路、有業務專長且知識具有應用性特征。其好青年標准不引向個體自由倫理，也不引向對異性的關懷。《三裡灣》中的玉生隻要一心一意為社會主義建設服務就是大家心目中的理想青年，至於他不關注妻子的內心世界這個特點，並沒有被看作是缺點﹔范靈芝、王玉梅兩位女性只是敦促馬有翼走政治正確的道路，並不體貼馬有翼軟弱動搖過程中的精神痛苦。
趙樹理的文學意義
北京師范大學教授趙勇：趙樹理的短篇小說《“鍛煉鍛煉”》自1958年發表以來，其接受與解讀經歷了兩個階段的戲劇性變化。第一階段，上世紀50年代，肯定者贊美其如實反映了人民內部矛盾，否定者批判其歪曲現實，污蔑干部。這種爭議無論對錯，都是政治意識形態闡釋框架之下的產物，而正方的勝利，也並不意味著對反方問題的徹底刪除。第二階段（1980年代－1990年代），經董大中與陳思和重新解讀，該小說的“深層邏輯”和“潛在話語”被開掘出來，武養的觀點也得以反轉。此為民間意識形態闡釋框架之功，也體現了知識分子的人文關懷與價值立場，但此種解讀似有過度闡釋之嫌。趙樹理小說中的“深層邏輯”和“潛在話語”不在小說文本之內，而在文學場域之外。又因趙樹理對現實重大問題的言說往往內外有別，“直諫”式話語也就無法直接進入小說內部的“深層邏輯”之中，演變為“潛在話語”。
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所研究員薩支山：所謂趙樹理研究的“難題”，主要是趙樹理的創作所產生的難題，及趙樹理研究中存在的難題。中國作家中很少有作家會像趙樹理遭到如此多的爭論，這就是“難題”。趙樹理的創作從時間縱向來看，具體主題的產生方式和具體寫作方式發生了變化，這與政治環境及趙樹理的生活、工作環境的變化相關。趙樹理的作品不僅有具體問題的展示，還體現了對深層問題的關注，成為趙樹理上世紀40年代小說創作的主要特征。趙樹理頂著“趙樹理方向”的光環進入上世紀50年代時，卻無法達到上世紀40年代的輝煌，這也成為趙樹理分裂的一個重要原因。
杜 鵑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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