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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者榮浪·從大同到羅馬—— 一個正在徒步絲綢之路的山西男人
山丹縣城裡的那個路易·艾黎
提到山丹，你想到了什麼？我想起了家鄉的一支小曲——《山丹丹花開紅艷艷》。山丹這個名詞，指的是廣泛生長於中國山陝甘等地的一種草本植物。它喜陽耐旱，生命力頑強。開花時極具觀賞性，花朵亦可入藥。遺憾的是，隨著自然生態的不斷惡化，這種原本廣泛生長在野山坡的植物，已難覓蹤影。
5月6日，我來到了甘肅省張掖市山丹縣城。和周邊的幾座縣城相比，山丹的城市建設似乎還很緩慢，但這並不妨礙我對這座小城的喜愛，因為它有廉價而舒適的酒店。我在酒店收拾妥當后，跟著手機導航去了山丹博物館。
山丹博物館坐落於縣城的鬧市區，不過找到它，還是費了一番功夫，因為它雖臨街，卻沒有明顯的招牌。
山丹博物館位於這裡的文明路上，主體樓是一棟上世紀七八十年代修建的小閣樓。或許山丹博物館位置不夠顯眼，所以來這裡參觀的游客並不多，也可能因為游客較少吧，博物館是不定時開放的。但好在我等了沒一會兒，便有管理人員來開門。博物館的展品陳列，和建筑本身一樣很有年代感，但是這裡的藏品大多沒有標注出處，藏品本身似乎也和山丹沒什麼關聯，這一度讓我疑惑是不是來到私人博物館。這時，一尊右腿屈伸上提，做舞蹈狀的小銅像吸引了我的目光，上面標注“胡騰舞銅人，唐代”。這令我大吃一驚，因為在有關絲綢之路的史料記載中，胡騰舞經常被提及，它是隨絲路從西域傳到中原的一種男子獨舞，流行於北朝至唐代。據說，來自中亞的粟特人在中國行商期間，逢開心之余，必跳此舞，而唐代的安祿山、楊貴妃皆是胡騰舞的佼佼者。遺憾的是，胡騰舞並未流傳下來，所以關於胡騰舞，隻能通過書籍、壁畫來了解。因此當一件胡騰舞銅塑像出現在這樣一個偏遠縣級博物館時，我有點疑惑它的真實性。
我試著從有限的介紹中發現更多的線索，了解到這尊銅像的捐贈人叫路易·艾黎。這也是這尊銅像唯一可追尋的線索。我恍然想起來，之前看過的大多數藏品，都來自路易·艾黎的捐贈，此時我對山丹博物館與當地關聯較少的疑惑便解開。那麼，路易·艾黎為什麼會捐贈如此多的藏品給山丹博物館呢？
路易·艾黎，新西蘭人，1927年，30歲的他帶著6個月的有效簽証，第一次踏上了中國的土地。來中國之前，他和朋友在新西蘭經營一家農場，然而因為種種原因，農場難以為繼，這大概是他一生中最迷茫、最痛苦的一段時期。閑暇時，路易·艾黎經常從當地的報紙上看到有關中國的新聞，這讓他對這個遙遠的國度充滿好奇。有一天，他決定去中國看看。他把農場交給了同伴打理，申辦了中國簽証。再加上農場經營不善，他並沒有什麼積蓄，為此他去澳大利亞打了幾個月的短工，以賺取這趟旅行的費用。
也許對當時的路易·艾黎而言，這只是一次普通的旅行，畢竟驅使他來中國的舉動，也僅僅是人生低谷中的一次偶然的好奇而已。但誰也不會預料到，這個不經意的決定，卻徹底改變了他的人生軌跡。當路易·艾黎滿懷期許，乘坐渡輪在上海登岸后，他驚奇地發現，這裡沒有海關，也沒有邊檢，外國人甚至可以隨意進出。這似乎有些不可思議。
1932年，已經在中國游歷一番的路易·艾黎，決定在上海找一份工作。很快他在上海公租界的工部局消防處找到了工作，因為勤勉努力，不久后便被提拔成首席工廠視察員。1934年，艾黎加入了上海第一個國際性的馬克思主義學習小組，並陸續結識了宋慶齡、魯迅、周恩來等人。1937年，淞滬戰役爆發，上海淪陷，大量工廠被毀，無數工人流離失所，目睹眼前種種慘狀，艾黎和眾多外籍人士，發起工業合作社運動，號召失業工人和難民組織起來進行生產，解決生活困難。他所提倡的建立工業合作社得到了宋美齡的賞識和大力支持。不久，艾黎辭去上海的工作奔赴武漢，擔任“中國工業合作協會”技術總顧問。1939年，艾黎去延安拜訪，根據紅軍的建議，他決定在陝西寶雞雙石鋪創辦一所工業合作社的培訓學校，他將學校命名為“培黎工藝學校”。1943年，戰爭的形勢日益迫近雙石鋪，艾黎被國民黨定性為親共的危險分子，這讓學校難以為繼。恰好此時英國的李約瑟教授途經雙石鋪，他的卡車發生故障，來到培黎學校尋求幫助，言談中向艾黎提到他要去玉門油田解決一些技術性的問題。而艾黎當時正想把學校遷往遠離戰亂的西北，於是他決定利用這個機會搭乘李教授的車去甘肅西部看看，之后他們沿著河西走廊來到了山丹。艾黎在自傳中曾記錄，山丹是他中國各地旅行當中所見過最窮的地方，但卻有一種獨特的氛圍，而且這個地方有足夠多並且廉價的房子出租，周邊也有充足的糧食、煤炭、石油和皮毛，而這一切也正是他當時創辦學校所需要的。
路易·艾黎到蘭州后拜訪了甘肅建設廳長張心一，張廳長是甘肅人，亦是開明人士，他為艾黎開出了去往山丹的通行証，之后張廳長又擔任培黎學校的名譽校長，這為培黎學校在山丹扎根提供了很大的幫助。1944年12月底，培黎學校終於在山丹縣城一所破舊的寺院裡正式開課。1945年，學校的棉紡組開始生產棉紗，機械組也開了工，慢慢地在縣城站穩了腳跟。之后學校又設立了造紙組、玻璃組、陶瓷組、皮革組、煤窯組和印刷組，甚至機械車間和醫院，山丹的第一次發電，第一塊肥皂，甚至第一塊玻璃，都和培黎工藝學校相關。這些工業現代化的成果，就這樣在一塊貧瘠的土地上生根發芽。
1949年，西北解放前夕，駐扎在山丹縣的馬步芳軍隊擬定計劃，在他們撤離山丹之前准備炸毀培黎學校。始料未及的是，解放軍的進攻速度超過了他們的想象，他們甚至來不及收拾行囊便逃跑了，培黎學校就這樣被完整地保留了下來。山丹解放后，解放軍接管了學校，彭德懷在酒泉接見了路易·艾黎，他高度贊揚艾黎為培黎學校和山丹縣所做出的一切努力。1951年，中國工業合作協會和培黎學校劃歸全國供銷合作總社，大多數外籍老師都陸續返回了自己的祖國，已經55歲的艾黎也再次面臨著人生抉擇。1953年秋天，艾黎聽從有關部門安排，從山丹搬到北京永久居住，從事外宣，積極正面地向世界宣傳中國。1987年12月27日，艾黎因患腦血栓並發心功能衰竭，在北京逝世，享年90歲。艾黎的骨灰依照他的遺囑，一半撒在山丹培黎學校原來的農場四壩灘，一半安放在山丹的墓地裡。而他所收藏的文物和書籍，除了一小部分在中國和新西蘭建交時，經周恩來總理批准捐贈給新西蘭外，其余陸續、多次捐贈給了山丹縣。
我在山丹博物館看到的胡騰舞銅像，便是艾黎捐贈給山丹博物館的四千件文物之一。艾黎喜歡收藏文物，尤其注意收集和絲綢之路相關聯的文物。這件展現了古絲綢之路輝煌與文明的小銅像，便是艾黎在上世紀四十年代在西安古玩市場所收集到的。
艾黎在他的自傳中寫道：“在山丹與青少年一起度過的歲月是我一生中最快活、生活最充實的年代。”艾黎在中國有很多的“孩子”，不過都是他收養的。他終生未婚，把人生中最美好的時光都無私地留給了中國。
今天山丹博物館旁邊修建了一個艾黎紀念館，那裡展示著艾黎給山丹所帶來的變化，以及他在這個國家所獲得的榮譽。我站在展板前想象著，如果路易·艾黎當年沒有來中國，他也許只是一位陌生的路人甲，或者一位富有的農場主。在中國他實現了自己的理想，也贏得了足夠多的榮譽和成就。
當我站在山丹博物館前仰望天空，耳邊仿佛又傳來了“山丹丹的那個開花呦紅艷艷……”
榮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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