絲綢之路為何以“絲綢”冠名

行者榮浪·從大同到羅馬—— 一個正在徒步絲綢之路的山西男人

絲綢之路為何以“絲綢”冠名

時間： 2019年03月25日11:01 來源：山西晚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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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月16日，在經過46天的跋涉之后，我抵達河南洛陽。
　　這裡可以稱為絲綢之路的東端起點嗎？我也不知道，因為近些年關於絲綢之路起點一直頗有爭議，尤其是1994年絲綢之路中國段列入世界文化遺產的預備名單后，洛陽和西安就陷入誰是絲路起點的延綿不斷的爭議當中。依據是兩千年前，西漢、東漢的都城分別在西安、洛陽。
　　2006年，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世界遺產中心、中國國家文物局主持召開絲綢之路申報世界文化遺產國際協調會，為絲綢之路起點在何處定了基調：絲綢之路中國段始於公元前后的中國漢代東西兩京（洛陽、長安）。但這次協調並未能平息絲路起點的爭議，現在網絡上關於“絲綢之路”的詞條解讀一般是以長安為起點。
　　起點有爭議放下不說，接著說絲綢之路為何以“絲綢”冠名？
　　這就得追溯到19世紀中葉。那時的中國戰亂頻繁，民不聊生，整個國家陷入混亂，外國勢力也在這一時期爭先恐后地進入。正是這樣的背景下，1868年，德國地理學家李希霍芬第一次來到中國開始了地質系統考察。兩年后，1870年李希霍芬來到洛陽，考察了南關的絲綢、棉花市場，參觀了山陝會館和潞澤會館。
　　在考察過程中，他通過走訪和翻閱史料發現，早在秦漢時期中國的絲綢就經今天的新疆抵達中亞。他在《關於河南及陝西的報告》中，首次提出從洛陽到撒馬爾罕(今屬烏茲別克斯坦)有一條古老的商路。李希霍芬在中國考察了四年，走遍了大半個中國。回國后，1877年開始，他先后寫出並發表了五卷帶有附圖的《中國——親身旅行的成果和以之為根據的研究》，在這一著作中首次提出“絲綢之路”，他在書中是這樣描述的：“從公元前127年開始的，中國與中亞兩河流域，經及中國與印度之間，以絲綢貿易為媒介的這條西域交通線”。不過，這個時期他提到的絲綢之路僅指漢代時中國與中亞及印度之間的商貿交通線。
　　直到后來的1910年，德國歷史學家赫爾曼在出版的《漢代繪絹貿易路考》一書中，根據新發現的文物考古資料，進一步把絲綢之路延伸到地中海西岸和小亞細亞，確定了絲綢之路的基本內涵，即它是中國古代經由中亞通往南亞、西亞以及歐洲、北非的陸上貿易交往的通道，使得絲綢之路的長度超過了7000公裡，這也是我們現在所說的“絲綢之路”。
　　再之后的1936年，李希霍芬的得意門生，探險家斯文·赫定以《絲綢之路》為名出版了一本書籍，而隨著斯文·赫定的名聲鵲起以及這本書在歐洲的暢銷，“絲綢之路”之名便迅速傳播開來。
　　我摘錄了一段斯文·赫定的《絲綢之路》內容，他是這樣寫的：“‘絲綢之路’這一名稱不是在中國文獻中首先使用的。這個很能說明問題的名稱，最早可能是由男爵李希霍芬教授提出的。他在一部關於中國的名著中使用了‘絲綢之路’——Silk Road——這個名詞，並進行了論証﹔在一張地圖上還提到了‘海上絲綢之路’。”
　　絲綢之路是個形象且有韻味的名稱。在歷史的長河中，中國是最早開始種桑、養蠶、生產絲織品的國家。但是就像絲綢之路起點有爭議一樣，關於古絲綢的產地至今也沒有定論，我們可以認定宋以后絲綢的主要產區在蘇杭，但在周秦漢及隋唐，哪裡才是絲綢最主要產區，依據當下的考古發現，確實很難下結論。
　　之前的文章我們有提及，山西也是絲綢的重要產區。到了洛陽便也會思考，歷史上洛陽是否也有絲綢生產和制作的記錄。
　　我在《禮記·月令》找到這樣一段記載：“命野虞無伐桑柘，鳴鳩拂其羽，戴勝降於桑，具曲植蘧筐，后妃齊戒，親東鄉躬桑。禁婦女毋觀，省婦使，以勸蠶事。”
　　翻譯過來就是：周天子命令看管田野山林的官吏禁止砍伐桑柘樹木。在斑鳩振動翅膀，戴勝（指的是一種鳥）降落桑樹的時候，就要准備養蠶的用具。后妃要齋戒，面向東親自躬身採桑，要禁止婦女過分打扮，減少婦女的雜事，以專心採桑養蠶。
　　這段記載說明早在周朝的時候，中央政府對養蠶業已經足夠重視，東周定都洛陽，據此是否可以理解，2700年前，洛陽已經有了養蠶織錦？當然這樣描述或許不夠嚴謹，因為東周定都洛陽，而西周定都長安，所以《禮記·月令》中的這一段記載，到底指東周還是西周？就不得而知了。
　　我在西漢的《景帝令二千石修職詔》中又找到這樣一段記載：“朕親耕，后親桑，以奉宗廟粢盛祭服，為天下先。不受獻，減太官，省繇賦，欲天下務農蠶。”
　　意思是講漢景帝劉啟親自耕種田地，皇后親自種桑養蠶，為的是給祭祀祖廟時提供谷物和祭服，為天下人民作個先導。西漢定都長安，依據這段記載說明這一時期西安也有養蠶活動。
　　所以絲綢發源地和主要產區的爭論，在短期內可能難有定論。
　　在洛陽停留的幾天中我參觀了博物館和城市規劃館，深感這座城市的歷史積澱深厚和今日發展的欣欣向榮，不經意間也會想起自己的家鄉——山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