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陰村遺址出土的半個蠶繭

行者榮浪·從大同到羅馬—— 一個正在徒步絲綢之路的山西男人

西陰村遺址出土的半個蠶繭

時間： 2019年03月18日09:20 來源：山西晚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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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若不是當地人推薦，我從未聽聞山西竟然也是絲綢產地。印象中，蘇杭才應該有這樣的標簽，多年前，我還專程去杭州絲綢博物館參觀過。
　　徒步第36天，正值農歷新年，我去參觀了高平市吉利爾潞綢廠。
　　潞綢，即古潞州織造之綢。雖然潞綢這個詞早有耳聞，但無論怎麼腦補，也沒有意識到它和絲綢會有任何關聯。
　　初次來到潞綢文化館參觀，的確讓我“眼界大開”。
　　潞綢的發展得益於朱元璋的第21子沈王朱模就藩於潞安府后，在山西設立織染局，主管為皇家派造潞綢，使潞綢在潞州形成了一個龐大的織造規模，盛極一時。作為皇室貢品，潞綢體現了明清山西乃至全國紡織技術的較高水平。
　　在潞綢文化館的展品欣賞過程中我發現些有趣的現象。
　　不管是絲綢還是桑樹，其實在我的記憶中早就出現過，只是我從不曾意識到。
　　我小時候在農村長大，夏天時，經常會隨村裡的小伙伴爬到一棵長滿黑色醬果的樹上去摘形狀似小型葡萄的水果。后來得知這個水果叫桑葚，但遺憾的是一直不知道這棵樹就是桑樹。另外，小時候在農村睡的土炕上經常鋪的被子，被罩外面總是有層花花綠綠，繡著龍鳳吉祥的圖案，但我從來不知道，其實那就是絲綢。
　　看來不管你多麼熟悉的物件，總會有你認知中的盲區。
　　受此啟迪，回到旅館就上網查詢山西和絲綢相關聯的線索，然后在文獻中看到這樣一段記錄：
　　1926年對山西省夏縣西陰村遺址的考古發掘中，李濟發現了半個蠶繭，李濟在《西陰村史前遺存》中寫道：“我們最有趣的發現是一個半割的，絲似的，半個繭殼。用顯微鏡考察，這繭殼已經腐壞了一半，但是仍舊發光﹔那割的部分是極平直。清華學校生物學教授劉崇樂先生替我看過好幾次，他說他雖不敢斷定這就是蠶繭，然而也沒有找出什麼必不是蠶繭的証據。與那西陰村現在所養的蠶繭比較，它比那最小的還要小一點。這繭埋藏的位置差不多在坑的底下，它不會是后來的侵入，因為那一方的土色沒有受擾的痕跡﹔也不會是野虫偶爾吐的，因為它是經過人工的割裂。”
　　李濟先生后來又講：“在西陰村的彩陶文化遺址裡，我個人曾經發掘出來半個人工切割下來的蠶繭，1928年，我把它帶到華盛頓去檢查過，証明這是家蠶（Bombyxmori）的老祖先。通過科學檢驗說明，早在夏代以前，晉南廣大地區已經開始人工養蠶是比較可靠的，同時作為我國北方人工養蠶的最早起源地也是比較可信的。從而再次為西陰遺址所出土的蠶繭標本屬家蠶之繭提供了例証。”
　　提起李濟，大家或許陌生，其實我若不是2011年機緣巧合和李濟先生的外孫陳北辰成為朋友，我估計也不清楚李濟先生。
　　嚴格來說，李濟是中國第一位現代考古學家。1926年，由他主持的山西夏縣西陰村仰韶文化遺址發掘，是首次由中國人主持並獨立進行的考古發掘。后來眾所周知的原因，1949年他隨史語所（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去了台灣。雖然生不逢時，但李先生的治學精神，為后輩學者所景仰。
　　我們根據文獻資料，再來慢慢梳理。
　　在《法顯傳》中，關於獅子國(今斯裡蘭卡)無畏山的描述中，找到這樣一段記載：去漢地積年，所與交接悉異域人，山川草木，舉目無舊，又同行分析，或留或亡，顧影唯已，心常懷悲。忽於此玉像邊，見商人以晉地一白絹扇供養，不覺淒然，淚下滿目。
　　這段話的意思簡單來講，法顯感慨取經求法不易，當他去無畏山佛寺參觀時，看到玉佛像前供養著一把來自故鄉的白絹扇，不禁觸動鄉愁，淒然淚下。此處“晉地白絹扇”的“晉地”是否指今山西一帶，現已無從考究。但《隋書·地理》記載：“長平、上黨人多重農桑。”可見，起碼在隋朝的時候，山西境內的上黨地區養蠶紡絲已經非常興盛了。當地人應是“重農桑”，並將這種經濟傳統一直延續下來，直到明清時期，上黨地區出產的“潞綢”依然是和蜀錦、杭緞齊名的，極富地方特色的貴重絲綢織品。法顯生於斯，長於斯，當他在萬裡之遙的斯裡蘭卡看到了故鄉產的絲織品，油然而生的思鄉之情，才會不覺“淚下滿目”。
　　那麼，“晉地白絹扇”又是如何到了斯裡蘭卡的呢？《法顯傳》中沒有注釋，但毋庸置疑的是，早在1600年前，就出現了國際貿易。看來今天我們提出所謂“跨境通”“海外購”，早已並非新概念。交易方式和運輸方式或許發生變化，但人對美好事物的追求從未改變。
　　我們且來猜測下“晉地白絹扇”怎麼到的斯裡蘭卡。
　　我個人觀點，有兩種可能的渠道，一是中亞地區粟特人萬裡行商，通過陸上絲綢之路，將“晉地白絹扇”販賣到斯裡蘭卡，當地有錢信徒買來供養佛祖。另一種是通過海上絲綢之路貿易，將中國產品販賣到斯裡蘭卡。畢竟1600年前，法顯亦是攜帶佛經乘坐商船沿海上絲綢之路才返回中國。
　　其實提起絲綢之路，有人或許會疑惑一條路緣何以絲綢冠名？
　　說來話長，且聽下回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