萬榮縣的蒙古語地名

時間： 2018年07月11日05:27 來源：山西新聞網--山西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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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元一代蒙古人入主中原長達100年，河東各地也留下過蒙元時代的諸多遺跡。直至今天，一些地方還保留有不少蒙古語地名。
    2004年我寫過一篇小文章，說的是臨猗縣閻家庄鄉南王村，當地人呼作“那兒卓naerbfo”。“卓”是“庄”的俗讀，“那兒”是蒙古語“淖兒nur”的對音，漢語的意思是“湖泊”。另據方志記載，該村還有一個名字叫“王家胡同”，而這“胡同xutuok”一詞也是蒙古語“池泊”“水井”的意思。可能由於當時村裡蓄有大池泊積水，所以人們給它起了個蒙古語名字，叫“淖兒庄”，也就是漢語所說的“泊池庄”，口語音轉為“那兒卓”。文章曾得著名女真學、蒙古史專家金啟孮先生首肯。
    就在那個時候，我還注意到萬榮縣的一個村名，即三文鄉的“生番村”（又名文村庄）。“生番”是明清以來漢族對少數民族的稱呼，如清魏源的《聖武記》：“惟涼山內生番，多不火食。”《清史稿·穆宗本紀》：“日本兵船抵台灣登岸，與生番尋舋。”前者指彝族同胞，后者指高山族同胞。由於這個原因，我懷疑這裡曾有蒙古族或其他少數民族居住。但問過幾位當地人，都不清楚。
    去年在市裡搞地名普查，4月底的一天，萬榮縣地名文化專家解放先生忽然打來電話，說《東文村志》記載，本村一位解放前在蒲?中學上過學的老教師講，他看到過村裡早年間一塊石碑，上面記載說：文村在元代時候村名叫“文也那”，是蒙古語。但不知道這“文也那”是什麼意思。還說，村民傳說當年村裡曾住過蒙古人。這個說法不經意間証實了我先前對“生番”村名的推測。我說：村民的說法有道理，“文村”很可能是個蒙古語地名。又問：當地還有沒有其他關於蒙古語地名的說法？他回答說，不遠處有個“烏蘇村”，村裡有人說是姓烏的和姓蘇的最先住在這裡，但本縣文化學者陳振民說“烏蘇”是蒙古語“水”的意思。不知何者為是。我說，陳先生的說法是對的，“水”在蒙古語中呼作us，漢語對音有烏蘇、烏素、五素、吾素、勿素等多種寫法，還有單譯作“素”的。內蒙古有個“毛烏素沙漠”，“毛烏素”蒙古語就是“水質不佳”的意思。
    但是，“文也那”在蒙古語裡究竟是什麼含義，我一時還弄不清楚。當時想到了兩個與它讀音相近的名詞，一個是奧地利首都叫“維也納”，與“文也那”讀音相似。但那是印歐語系詞匯，而蒙古語則屬阿爾泰語系，兩者對不上卯。另一個是“維那”“都維那”，這是個佛教詞語，指寺院裡管理僧眾事務的一種僧職。古代許多寺廟裡碑刻上都有“維那”“都維那”的名字。然而當地村民言之鑿鑿，是村名不是人名，是“文也那”不是“維那”，是蒙古語不是梵語，故這個詞語也被我排除了。於是暫時存疑待考。
    其實關於“文村”的村名，我在此前是留意過的。2010年，一位家在文村的朋友要嫁閨女，請我寫一篇“之子於歸”的文章。當時我就打聽過“文村”村名的來歷，結果仍不得要領。於是隻好“望‘文’生訓”，寫了幾句“十裡文村文脈長”之類的話，現在看來似乎有點“‘文’不對題”了。但從那時開始，“文村”這個地名已經在我腦子裡挂了號。
    后來我查閱了有關資料，認定“文也那”這個村名應當和它所處地理位置有關。文村是個山區鄉鎮，地處稷王山西麓，海拔較高，境內滿是溝壑，屬於台?地帶。有東文、西文、南文三個“文村”，俗呼“十裡文村”，現在稱作“三文鄉”。以地理狀貌來看，“文也那”有可能是蒙古語“山”的對音，也有可能是“高”的意思。經過反復比較，最后我鎖定了后者。查閱資料，蒙古語“高、高地”拉丁文轉寫有vendver、undur等不同寫法(ve是用雙字母拼寫的一個蒙古語短元音)﹔漢語對音譯作溫都爾、文得爾、文都爾等。這裡vendver和undur的詞頭ven和un，用漢語譯作一個音節，即是“文”﹔譯作兩個音節，即是“文那”﹔譯作三個音節，即是“文也那”。所以從讀音對應來看，這是完全相符的。另據《東文村志》記載，古代村裡有座大廟，人們呼作“高廟”，廟中舞台東側還有一通記載元代“重建高廟”的石碑。無獨有偶。永濟市高寺村古代也有一座寺，因建在栲栳台?邊緣上，地勢很高，當地人呼作“高寺”，蒙古語則稱作“文納寺”。這裡的“文納”音義皆等同於“文那”（不是僧寺裡的“維wei那”），如上所述，它也是蒙古語“高”的意思﹔是ven、un又一種漢譯寫法。永濟“寺以‘高’名”與萬榮“廟以‘高’名”的巧合，進一步証實了“文也那”是蒙古語地名，也說明了蒙古語地名在當地存在有普遍性。因此，我的結論是：“文村”和“文也那（村）”，就是漢語“高村”的意思，甚或也可以稱作“高廟村”。
    時日匆匆，轉眼又是一年。
    今年4月8日我在外地，解放先生又打電話來提出一個新問題。說是《縣志》記載，明朝初年，萬泉縣老城附近有個“把婁裡”，下轄熟裡、廟后、上橋頭、下橋頭、西丁等5個村庄。不知“把婁”兩個字是什麼意思，是不是也是蒙古語？我說這完全可能。第一，萬泉在元代是個縣城，按照元代的官制，縣上的達魯花赤（掌印官）必須由蒙古人擔任，故縣城一定住有蒙古人。第二，附近已有“烏蘇”“文村”等幾個蒙古語地名，說明元代人們為當地村落起蒙古語名字是有先例的。
    但是“把婁”與漢語對應的是哪一個詞語呢？
    回到運城后，我查閱了相關資料，首先確認“把婁”兩個字是表音的，須從音讀入手來破解它。但蒙語和漢語分屬於阿爾泰語系和漢藏語系，加上方音和譯者口語的個體差異，一個蒙古語詞往往會有幾種甚至十幾種漢語譯寫方式（例如關於“泉”“井”等常用地名字，漢語譯法各自都有十八九種之多）。因此蒙漢語對音不可能是音節聲韻的完全對應，重點要看主要音節以及聲部。此外，當然還須重視當地的地理及歷史人文狀況，因為地名往往是一個地方地理狀貌以及人文信息的反映。
    根據以上原則，經過比較識別，我認為“把婁balou”對應的蒙古語詞語應當是“barun西、右”﹔“把婁裡”是“（城）西裡”或“（城）右裡”的意思。理由是：
    第一，地理位置吻合。從地圖上看，“把婁裡”所轄的5個村子熟裡村、廟后村、上橋頭村、下橋頭村、西丁村，都在萬泉縣城西邊或右側，故稱這一大片村落為“（城）西裡”或“（城）右裡”名副其實。
    第二，讀音吻合。蒙古語稱西邊、右側為barun。由於漢語中隻有邊音l，沒有顫音r(相當於俄語裡的p音)，因此人們常將r讀作l音，漢語對音有的也就譯作了“巴倫”甚至“巴隆”“巴楞”等。而“巴倫balun”和“把婁balou”之間不過是一音之轉。雙方不僅第一個音節ba是相同的，第二個音節的聲母l也是相同的。加上人們口語常將n尾音磨損、淡化（如將熱氣熏xun了呼作xu了，棉mian花呼作mia花），lun（倫)音也就變成了lu（陸）。當地方言又時常將lu與lou混讀，將“平陸lu縣”呼作“平婁lou縣”。這樣，在萬榮人的口語中，蒙古語barun（口語作balu (n)），就與“balou”幾乎沒有差別，故將其譯作“把婁”是完全合理的。
    第三，符合蒙古人命名的習慣。許多蒙古語地名都是以方位來命名，今天內蒙古自治區共設有51個旗，其中就有24個有“前后、左右”的方位標識。如烏拉特前旗、烏拉特后旗，杭錦前旗、杭錦后旗，鄂托克前旗、鄂托克后旗﹔阿拉善左旗、阿拉善右旗，土默特左旗、土默特右旗，巴林左旗、巴林右旗等等。蒙古語稱南方與前方為omon，北方與后方為ar﹔東邊與左邊皆稱作jun，西邊與右邊皆稱作barun。所以元代蒙古人將萬泉城西這5個聚落命名為“把婁barun裡”，既可稱作“（城）西裡”，亦可呼作“（城）右裡”。
    據此，我們初步可以確定的萬榮縣境內蒙語地名有三處，一個叫“文村”，是“高村”的意思﹔一個叫“把婁裡”，是“（城）西裡”的意思﹔還有一個“烏蘇村”，是“水”的意思。
    此外，還有兩個村庄因元代駐有蒙古人或色目人而得名。一個是“生番村”，前面已經說過。新修《萬榮縣志》改作“生蕃村”，釋為“盼望草木繁盛，五谷豐登，村富民殷”，亦合“雅馴”的原則。另一個是“胡村”，由解放先生提出，此說有一定道理。因為“胡”也是歷史上對少數民族的稱呼，且該村既無胡姓人家而又與駐過蒙古人的“烏蘇村”相毗鄰。
    今天，除“把婁裡”已不存在外，其余幾個村名都被保留下來。這是地名文化一份珍貴遺存，對研究元代歷史和地方文化都是有助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