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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石學，聽著就高冷，懂的人自然不多，我對此約略的了解，僅來自幾本書，比如施蟄存先生的《金石叢話》。
《呂氏春秋·求人篇》記載夏禹“功績銘於金石”。施先生引高誘注曰：“金，鐘鼎也﹔石，豐碑也。”可知金石是古人銘刻功績的素材。夏、商、周三代盛青銅，鐘鼎是大體積禮器，其銘文較長，謂其“鐘鼎文”，即“金文”。戰國末年，青銅鑄造衰退，石刻文繼之而起，由漢至清，兩千年間留存諸多人物功績與史料。
研究金石文字的學問即“金石學”。金石文字雖然產生較早，但作為一門學問直到宋代才創立。李清照夫婿趙明誠即為金石學家，一向有“盡天下古文奇字之志”。為什麼宋代能產生金石學？這與宋朝的學風密切相關。宋人重文追古，喜歡收藏先秦古物，研究銅器銘文自然成了學問家們的追求。金石學奠基於宋代，其后寥落，到了清代重新大盛。這又是為什麼呢？仍與當時的學風有關。清廷狠抓文字獄，清儒治學方向隻得轉移至考據學，金石學亦隨之而興起，清代由是成為金石學的鼎盛時期。
研究清代金石學，學界皆知顧炎武、黃易、吳大澂之輩，今人新著難出新，也難普及。借著供職浙江省博物館之便，借著閑暇之日踏訪江南之利，王屹峰把視線投向比較冷寂的清僧六舟。六舟精研金石書畫，駐足山林猿鳥，行腳訪碑，親手椎拓，他所路過之地、經眼之物、交往之人、創作之源，皆是絕佳的清朝金石學研究題材。幽僻之處得通途，王屹峰終以“六舟與19世紀的學術與藝術”為主題，寫成《古磚花供》一書。
六舟(1791∼1858)俗姓姚，名達受，字秋楫，號寒泉、萬峰退叟等。嘉慶四年（1799），母親褚氏因寡居多子而感生計窘困，將體弱的幼兒達受“舍俗為佛弟子”，法名“六舟”，師鬆溪，居海昌白馬廟。六舟自幼聰慧，日習詩書棋畫，17歲正式剃度，后掌杭州西湖淨慈寺，蘇州滄浪亭大雲庵。平生嗜金石、擅傳拓、精篆刻、好書畫，著有《寶素室金石書畫編年錄》《南屏行篋錄》等多部論著，相關物品現今多存於浙江省博物館。
金石學起自銅器碑刻，因此極其看重拓本質量。拓本質量好，即使未見實物，也能得出好的研究，反之則影響研究效果，講究的金石學家，常要親自考訂一番。拓印是古人的復印技術，蠟拓攜帶方便，但拓印效果難及墨拓，后者的技術要求也相對較高。清代拓印技術之發達表現為以馬起鳳為代表的“全形拓”，呈現出三維立體效果，而六舟專長於此，被視為馬氏傳人，阮元贊他是“金石僧”“九能僧”。《古磚花供》中配有許多六舟拓本可供鑒析。其中余姚的《三老碑》頗得六舟青眼，譽為“兩浙第一碑”，關於其出土地點和時間尚有爭議。王屹峰圍繞此碑與拓文所作的評議，對《三老碑》的進一步研究或有啟發。
另外，嘉慶年間，江南湖州、海寧、紹興等地陸續發現了許多南朝墓磚。這批墓磚兩側皆有文字，有詳細墓志，具備極高的研究價值。張叔未、張燕昌、陸心源等人爭先大量購入，古磚遂進入金石學視野。王屹峰以《古磚花供》做題，可見六舟於此之精道。王屹峰言及六舟藏磚超過500種，所見更不計其數，六舟亦以詩文表達自己對古磚之愛，命其軒曰“磨磚作鏡”，且以古磚全形拓補以花卉作清供之圖，自稱“花插”“磚盆供石”“古磚花供”。六舟對19世紀藝術的貢獻，更體現在他《百歲圖》系列的“八破畫”創作。“八破畫”是從中國傳統的“敬惜字紙”發展而來，顯示一種殘缺的圓融美。六舟將拓片圖像引入“八破畫”，另類的復制粘貼裡暗含吉祥寓意，其視覺效果較之20世紀的現代藝術亦不遜色。
六舟生活在嘉慶、道光年間，恰是金石學蓬勃之期，他對這一領域的痴迷，很能代表當時的文人趣味，更何況他身兼僧人、文士、拓工三重身份，自然有很好的樣本選擇。世間學問千百種，各有門道，無人能樣樣皆通，六舟在金石學上的造詣實為罕見，普通人隻可略窺小徑。
林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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