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想人格的抒寫與現實生存的直面
——糜果才長篇小說《黃金夢》簡評

《黃金夢》是知名作家糜果才繼紀實文學《烽煙平型關》之后的又一部長篇巨制。糜果才說,這部小說多年以前他已“醞釀成熟”,所以沒拿出來發表,是在等待一個“適合講述這個故事的年代”。既是如此,這部小說的出版也意味著這樣的時代的到來。在一個適合談“夢”的時代講述一個“夢”的故事,顯然“夢”是理解這部小說的關鍵,那就讓我們從夢談起。
糜果才年輕時曾因追逐自己的文學夢放棄留在省城工作的機會,中年時又放棄仕途發達的機遇,在他看來,文學方面的成就即是他的“黃金夢”,幾十年來,他一直在追逐自己文學夢的路途上跋涉。中國是一個詩歌非常發達的國度,在幾千年的文學發展歷程中,詩歌無疑是中國文學的“正宗”。但是“五四”之后的新文學,小說取代了詩歌,成了現當代文學的“第一”文體。糜果才早年曾寫過一篇長篇小說,但在此后多年裡,卻以散文創作為主,以散文作家為人們所熟知,近年來引起不小轟動的《烽煙平型關》是紀實文學,也可歸入寬泛意義上的散文。盡管糜果才多年來筆耕不輟,創作豐厚,但我隱隱感覺到他內心有一絲缺憾。因此,我覺得《黃金夢》對於糜果才而言,可能是一部圓夢之作,這樣一部大部頭的長篇小說的完成,作者的文學的“黃金夢”才顯得圓滿。與其此前的作品相比,此部作品顯然調動了他更多的生活積累與社會經驗,融入了他多年來的對於社會人生的思考,更是一部用心之作,惟其如此,《黃金夢》在反映社會生活的廣度與透視社會人生的深度上都達到一定高度。
小說設置了一個互相對照的結構,以常秋生、常冬生兄弟倆的對各自不同的“黃金夢”追逐為主線展開故事。常秋生是六郎村走出的研究生,放棄了留校工作的機會,回鄉找金礦,為的是完成幾代祖先留下的“能富九州十八縣”的夢想,常秋生的“黃金夢”是立足於他的父老鄉親的共同富裕,甚至可以說是忘我的無私,在尋找金礦的過程從來沒想到自己的私利,常秋生做的是如在小說末尾李又白《十夢歌》中所言的“舍己為人千古頌”的“黃金夢”。作者在常秋生這一形象身上寄托一種理想人格,因而不能完全以現實中的人物視之。與此相對,常秋生弟弟常冬生也很有才干,但是與常秋生不同,他的所有努力都緊緊圍繞個人私利,無論是前面的跑運輸,還是后來的淘金。對金錢的貪欲與對女性的情欲完全沒有了道德底線,為了自己的私利完全不顧及他人,最后因為盜採金礦引發透水事故,造成多人死亡的礦難而身敗名裂,其個人發財的“黃金夢”“其興也勃,其亡也速”。常冬生的故事體現出作者的現實批判意識。另外,常冬生的故事也有一定的“善惡到頭終有報”的訓誡色彩,這在一定程度上體現出作者作為一個從未脫離民間社會的知識分子身上的民間氣息與草根色彩。
但是,作者又是接受過現代文化洗禮的現代知識分子,因而又能從這樣一種民間文化、民間視角中超越出來,沒有陷入傳統民間故事“好人有好報”的大團圓式結局,把與常冬生相對照的常秋生也處理成一個悲劇人物。常秋生憑借自己所學到的科學知識,找到了常家幾代人終其一生都在尋找而不得的金礦,似乎實現“能富九州十八縣”的“黃金夢”近在眼前,但是金礦的發現給藿人帶來的是什麼呢?是生存環境的被污染:農田長不出庄稼,河水被污染,牲畜被毒死,生出了許多畸形嬰兒,等等﹔人性被毒化,人性中的丑惡的東西被激發出來,人與人之間的溫情與親情被“黃金夢”稀釋,人與人之間的關系越來越依靠金錢與利益維系。在此,固然常秋生帶有理想色彩的人格力量仍很值得崇仰,但他的“黃金夢”對於他的父老鄉親的實際效用卻變得可疑起來,沒有道德與規則的制約,黃金可能會變成戕殺生命與人性的毒藥。在僅是西一線的金礦被發現之后就是如此景象,那麼東一線的金礦發現后,將給常秋生的父老鄉親們會帶來什麼呢?這恐怕是一個難於想象和不敢想象的問題。作者把常秋生的結局這樣處理:在發現東一線的金礦之后,失足從山上摔下來離世。對於常秋生而言,多年未解的金礦之謎完全展現他面前,他的黃金夢最終實現,作者給予其鐘愛的人物以一個雖是悲劇卻也“圓滿”的結局,但是對其他藿人而言,由於常秋生的離世,東一線的金礦仍然是個未解之謎,它也不會對他們的生活有任何影響,從而也把上面的問題懸置起來,給人們留下了思考的余地。這樣的處理,一方面完成了常秋生孤獨的悲劇英雄的塑造,顯現出一種悲壯的美學力量,另一方面,因為“能富九州十八縣”的黃金夢來源於常家的祖先來源於久遠的民間傳說,它是否也隱含著指向歷史與民間的的某種寓意呢?
《黃金夢》中展現了各色人等的“黃金夢”,高尚的,丑惡的,損人的,舍己的,但是我覺得戳破夢的虛幻性,直面夢背后的真相,才是小說的價值所在。
最后提一點不足,小說在常氏兄弟的故事主線之外,還寫了許多其他的故事,這當然有助於反映更為廣闊的生活面,提升小說的現實意義,也會使得小說顯得更為豐滿。好的小說不僅應有主干,也需要繁枝茂葉,但是,因為故事頭緒過多,也會增加小說結構布局的難度。《黃金夢》紛繁復雜的敘事,就給人產生了一種不夠緊湊的感覺。這是否是因為作者長期的散文創作而形成的一種習慣性力量,使其不能完全從散文創作思維中跳脫出來所致呢?
作者:王曉瑜,太原師范學院文學院副教授,山西省作家協會簽約評論家。
王曉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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