飼養員大伯
大伯安堯去世了,那天是陰歷八月十三,再過兩天就是中秋節了。
大伯走的方式與其一生的做事風格一樣,不聲不響,沒驚動人。那天我開車回老家接父親,父親正在他那一小片地裡收玉米,旁邊大伯的屋裡傳來嚶嚶的哭聲,父親用低沉的聲音告我,大伯前幾天開始臥床不起,預感時日不多,卻沒想到沒過了當年的中秋節。
我默默地把帶來的月餅擺在大伯的靈前,在他的小屋裡坐下,腦子裡斷斷續續飄過關於大伯的記憶。
大伯生於1936年,是我一個本家堂伯。我們這個家族住在村子南頭,上下兩進院落,祖上應該出過讀書人,因為后代的名字有明確的排字輩,父親那輩是“堯”,我這一輩是“唐”,我的幾個本家哥哥都以“唐”命名。后來家譜毀了,取名排字的事也就如斷弦之琴,被廢棄了。
對大伯最早的記憶是一個快樂的記憶。那時候我剛上小學,開始認字,古代文人說:人生識字憂患始,對我卻恰恰相反。我們那地方位於縣城南部,方言十分獨特,發音為ian的一律讀作in,如剪刀叫“緊刀”、鹽巴叫“銀巴”,村干部為了讓下一代擺脫土氣,專門從外地請了老師矯正我們的發音,小孩子學著老師說普通話,未免矯枉過正,結果一律把發in的發作ian,於是把小金魚念作“小尖魚”、小銀魚念作“小嚴魚”,上課時常常爆發哄堂大笑,致使老師的講課無法繼續下去,而這種快樂的因子卻會在課后繼續發酵。秋日裡,田野中的庄稼都收完了,我們常去田裡找那種水分飽滿的玉米稈,撕皮后像吃甘蔗一樣,咀嚼其中的汁液,並把它叫甜甜稈。一群孩子邊咀嚼邊仰起脖頸模仿老師的腔調喊:“見(今)天下午吃了一根甜甜稈。”在生產隊裡勞作的大伯剛好從這裡經過,問我在學校裡學的是什麼,我便把剛才喊的話重復了一遍,沒想到他大受感染,同我們站在一起,一塊大聲喊起來:“見天下午吃了一根甜甜稈。”路過的社員們用好奇的目光看著大伯,眼中充滿了不屑。
后來,依稀聽父母和其他人說起,大伯是我們村裡的文化人,他在市裡讀過高中,並且考上了一所師范大學,畢業后卻參加了一個反動組織,結果被下放到村裡勞動,盡管村裡人並不有意疏遠他,但他說話和處事的方式讓他並不合群。他說話引經據典、慢條斯理,處事認死理,我們那裡稱這種人叫“印板”,意思和“死板”差不多,所以40多歲了,大伯仍然單身一人,家中隻有母親,我喊她五奶奶。五奶奶住在南邊的廂房裡,屋裡極暗,大白天進去都看不清屋內陳設,她的棺木早早准備在屋裡,偶爾有客來訪,總給人一種冷颼颼的?人感覺。大伯很孝順,早出晚歸都要到母親那裡匯報,因為五奶奶耳朵很背,我們常常聽到大伯的聲音從屋裡傳出來:我出門了啊娘,我回來了啊娘。
鑒於大伯不適合集體勞動,村干部安排他看管生產隊的牲口,他體力好,渾身有使不完的勁。我最喜歡看他鍘草,每天早晨,他從山上擔回兩大捆青草,就和一個叫斌的后生配合著用鍘刀鍘草,兩人極其默契,每次“?嚓”一聲清脆的聲音響過,草便齊刷刷斷開,兩個人鍘出的草細碎、勻稱,倒進槽裡,牲口搶著吃,牛們、馬們咀嚼的聲音像一曲交響樂,混著槽裡散發出的新鮮青草香,小小的牛屋成了小孩子們的樂園。后來我到縣城上小學,讀到馬烽寫的《飼養員趙大叔》,就想起了大伯,也模仿著寫了一篇作文《飼養員大伯》,被老師貼在了教室后牆的范文榜上。
我到縣城讀書后,記得有一次大伯到家裡說要找人申請落實政策、恢復工作,父親便把剛買的自行車借給他讓他代步,前后跑了好長時間,結果一無所獲,新自行車卻變得傷痕累累,為此,父親讓母親數落了好多天。落實政策的挫折並沒有給大伯帶來太多的影響,后來他又陸續來過家裡幾次,聽父親說,他是來參加縣裡的象棋比賽的,具體名次我記不清了,但肯定排在前面的。吃飯時,大伯眉飛色舞,大談什麼炮二平五、馬八進七。他走后,父親說近來大伯迷上了象棋,研究什麼梅花譜,在我們那個公社沒有對手,在縣裡也算得上高手了。
大伯憑著記憶力強、善於鑽研的優點,終於在我們縣象棋界出了名,然而村民們卻說,下棋不能當飯吃。於是,大伯展示了他的另一獨門手藝——編筐子,我們村四周都是山,山上盛產荊條,荊條是一種韌性極好的灌木,特別適合編筐子。大伯編的筐子扎巴(結實),很快得到鄉民的普遍認可,他的筐子反過來扣在地上,上面站一個人,筐子底兒都紋絲不動。上世紀80年代初,國家改革開放伊始,市場經濟如魚得水,鄉村的農貿市場也開始熱鬧起來,大伯把編的筐子挑到市場上賣,總會被搶售一空。
大伯因編筐子技術一夜成名,附近的集上,沒有不知道大伯的,編筐子給大伯帶來了可觀的收入,也把他帶入了人生的春天。腰包鼓了,便有人給他張羅個人大事,熱心的人給他撮合了一門婚事,女的是鄰村人,丈夫剛過世,留下三兒一女,嫁給我大伯后,帶過來一個兒子(根興)和一個女兒(芳芳)。50歲的大伯有了媳婦和子女,就容光煥發起來,趕集時換上新衣服,不再穿平日的補丁衣服,大娘幫他看攤收錢,他得空便去棋攤下一局棋過過癮。
暑假時,我回到村裡,看到大伯每天上山割荊條。割荊條是個苦活,山上野棘叢生,把衣褲挂得很多洞,早上露水把衣服打濕,上午烈日再把衣服晒干,鄰近中午,大伯挑著重重的兩捆荊條回來了﹔下午,他根據荊條的長短和粗細把它們分開,然后放在陰涼處晾干,再放在水中浸泡。晚上,在月亮的微光中,大伯點著艾草開始編筐子,大娘在旁邊納鞋底,宛如孫犁先生《荷花澱》裡的情景。
轉眼又到了寒假,大伯家的春節再次讓我感受到他家的巨變,單是初一早晨的鞭炮就讓我開了眼,以往大年初一,大伯打開院門,點一挂小鞭,?裡啪啦響幾聲,純屬支差應付。那年可不一樣,根興哥點著一挂長鞭,在院裡足足轉了一圈,少說也有500響﹔女兒芳芳端著碗來我家串門,頓頓有肉,碗裡飄著誘人的油花兒。我去大伯家拜年,大娘給了一張一元錢的票子,票面上是一個女拖拉機手,要知道,那時的壓歲錢最常見的也就是五角的,票面上是紡織女工的那種票﹔大伯還從箱子裡拿出一本書送給我,書名是《勾股定理》,上世紀50年代出版的書,我那年剛上初二,開始學幾何,正好用得上。
俗話說,飽暖思淫欲。生活變好的大伯開始沾染上了不良嗜好,村裡流行一種用象棋子賭博的游戲,叫作“悶狗金”,一些閑漢下棋下不過大伯,便拉大伯玩這種低智商的游戲。大伯的長項無從發揮,致使頻頻失利,細心的大娘發現大伯不學好,開始盯梢、跟蹤,在掌握了大量証據后,大娘忍無可忍,終於爆發了一場家庭大戰,大伯被大娘推出了家門,大伯想沖進去,大娘拿起一根頂門棍往外捅,大伯靈活地用兩隻門扇抵御,竟使大娘的棍子無法近身,在大雪紛飛的院子裡,大伯家上演了一場別開生面的拳腳比武大賽,成為那年春節裡最值得我們回味的花絮。
日子像大伯手中滑過的荊條,不知不覺過去了無數,轉眼我也上了高中,和大伯一家見面的機會越來越少了,一年中隻有假期能見兩次。寒假時,大伯聽說我上的高中就是他上過的學校,興奮地講起他的故事,他說自己上高中時,每次回家都是步行,吃過中飯就出發,太陽落山前可以到家。大伯說他回到家裡還能舉起碾米的石?,我心裡暗自慨嘆,我坐公交車還需要一個半小時呢!大伯還特別叮囑我:要把身體練得棒棒的,這是我聽到他說的最“洋”的一句話。
高中畢業后,我順利地上了大學,回家的機會更少了,偶爾聽父母提起大伯家中的變化,諸如大伯家蓋新房了、根興哥娶媳婦兒了、芳芳出嫁了,與其他親戚家發生的事沒多大區別,都是按部就班、順理成章的事。
再以后,我參加工作、娶妻生女,10多年間,精力集中在單位和我的小家庭中,一年中,隻在清明和中元節回家兩次,總是來去匆匆,身心都不在老家過多停留,即使獲悉大娘故去的消息,也未給大伯送去一些安慰。幾年前,一個噩耗傳來:根興哥在用小四輪運貨時死於車禍。那年回家,看到大伯蒼老了許多,根興哥走得太不是時候了,房子剛蓋好尚未裝修、兒子年幼尚未上學。但這個家硬是在大伯手中撐起來了,根興哥的兒子丹丹慢慢長大了,也開始打工自食其力。
不知不覺,村子裡發生了天翻地覆的變化。一家國企在附近開了煤礦,村裡建起了風井,原先井裡的水逐漸枯竭了,為了補償,礦上給每家都通了自來水。
我家的老院解體了。先是根興哥在舊院中蓋起了新房,繼而東屋的學慶(堂兄)拆掉了舊房,另在院子外蓋起了五間堂屋,而我家的西房由於久無人住,開始漏雨……院子裡失去了往日的歡聲笑語,大伯開始少言寡語,每次回家,我都給大伯帶些吃的,把不用的收音機、手機送給他用,他總是客客氣氣的,不好意思接受。
大伯不再從事體力勞動,但他沒有放棄腦力勞動,據說在研究福利彩票,一次走進大伯的小屋,看見紙上竟然密密麻麻地畫滿了彩票走勢圖。
后來,大概大伯從福彩中並沒有掙到錢,反正不再研究了,可是他仍然保持著看書的習慣,直到今年清明,大伯不再堅持親自到墳地祭奠祖先,我才感到大伯真的老了。
大伯走完了他的一生,在人生的終點,不知他是否回顧過來時路?也不知他對自己的一生有什麼樣的感想和自我評價?
杜洪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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