仰韶文化和安特生 - 山西新聞網

行者榮浪·從大同到羅馬—— 一個正在徒步絲綢之路的山西男人

仰韶文化和安特生

時間： 2019年04月01日09:18 來源：山西晚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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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2月27日，我來到了澠池縣城，自然要去仰韶村瞻仰一番。
　　仰韶村遺址距縣城9公裡。縣城沒有去往仰韶文化博物館的公交車，出租車漫天要價，無奈之下用手機約車前往。
　　一路坐車沿北而上，經過兩三個村庄后，不時出現的景觀石指引著仰韶遺址的位置。在駛上一小段緩坡之后。一座黃土色的建筑映入眼帘，色彩像遠古陶器的土黃色，主體建筑上大下小呈不規則形，看起來，這應該就是仰韶文化博物館。
　　博物館位置在村庄入口，因為設計獨特，和周圍村民私宅相比，略顯突兀。據查詢是清華大學教授關肇鄴領銜設計的。
　　仰韶文化影響廣泛，博物館亦是國家4A景區，免費對外開放。但此時來博物館參觀的人很少。一方面可能是季節仍較寒冷，博物館內部沒有取暖設施，在館內長時間參觀，身體吃不消﹔另一方面博物館所在位置相對偏僻，且沒有任何公共交通往返縣城與村庄之間，出行不便。所以在展廳裡的大部分時間都隻有我一人參觀，檢票口偶爾會有管理員出現。
　　仰韶文化博物館佔地面積不小，裝飾豪華，但展區規模卻不大。展廳內部的牆壁與博物館外側的色調一致，展覽分為“發現仰韶”“燦若繁星”和“走向文明”三個部分，結合各地出土文物的復制品和圖片，系統性介紹了仰韶文化的來龍去脈。館藏文物大部分是復制品，關於仰韶村遺址的介紹隻佔了展區的一小部分。失落之余引起我注意的是，館內較大篇幅地介紹了一個瑞典人——安特生，被稱作“仰韶之父”。
　　看到這個資訊時，我是很困惑的，在之前關於仰韶文化的淺薄認知中，甚至包括上學時期的歷史課本，都沒見到過這個外國人的名字。安特生不遠萬裡來中國干什麼？仰韶又跟這個人有什麼關聯？然后我開始通過網絡查詢資料，慢慢了解安特生。
　　安特生，1874年出生於瑞典。1901年畢業於烏普薩拉大學，取得地質學專業的博士學位，並從此開始了他的職業生涯。在來中國之前，他組織編寫了《世界鐵礦資源》和《世界煤礦資源》兩本調查集。
　　1914年，北洋政府聘請安特生幫助中國尋找鐵礦和煤礦。於是安特生辭去在瑞典地質調查所所長的職務來到中國。但是連年的軍閥混戰，很快讓躊躇滿志的安特生灰心了。后來他迷上了考古。
　　1921年，安特生在北京龍骨山發現了具有鋒利刃口的石英石片，從而推斷“我們的祖先，很可能就沉睡在這下面！”
　　后來，他的助手在周口店相繼發現的兩枚北京人牙齒証實了這一推斷。
　　北京人遺址的發現，猶如一顆重磅炸彈，震撼了當時的科學界。在安特生自己的回憶錄中他是這樣描述在中國的這段考古經歷的：
　　我最初的採集活動可以追溯到1914年，那是我第一次到齋堂煤田旅行，在那裡，我從填滿了砂岩和頁岩的煤層中採集到很多漂亮的侏羅紀時代的植物化石。
　　1916年整個春天我都在山西南部調查銅礦，當任務完成后我來到了黃河北岸的垣曲縣。早在6月16日，我就打算在回京的途中過黃河取道河南走隴海鐵路。在河岸邊，我發現這裡形成了一個大約10米高的懸崖，質地鬆軟的泥灰岩上面覆蓋著黃土層。我匆忙將所有可利用的容器裝滿了小而漂亮的貝殼，這些貝殼就附著在泥灰基座的表面。
　　這次小小的採集帶給我極大的誘惑。
　　1917年7月，我代表地質調查所致信在華的傳教士們及其他可能對這一科學研究感興趣的人士。我呼吁所有感興趣的人士都能將任何有關哺乳動物化石的信息告知地質調查所。很快我們就收到了來自河南的傳教士特別有價值的報告，特別是新安縣的傳教士瑪利亞·皮特森女士。正是得到了皮特森女士的大力支持，才發現了兩處有豐富遺存的上新世哺乳類動物化石的地點，即新安縣的上印溝和澠池縣的蘭溝。
　　1920年秋，我派助手劉長山去河南，主要是對上印溝和其它地區的哺乳動物化石做更進一步的採集。劉熟悉新石器時代的石器，此行除了採集哺乳動物化石，主要是派去尋找這些石器。
　　這年11月劉回到北京，帶回了幾百件石器，其中很多樣式都非常漂亮且保存完好。這批採集品的一個顯著特征，就是它們都是從一個叫做仰韶村的村庄中獲得的。從這個事實看，顯然在那裡應該會找到一處史前的聚落遺址。
　　1921年5月我和劉一起去了仰韶村，並且很快就發現了一處規模罕見的新石器時代遺址，人類活動的遺存非常豐富，陶片隨處可見。
　　1921年5月對仰韶村的訪問是我途經這裡時所作的第一次探查。要進行常規調查和局部發掘，必須獲得北京政府和地方當局的許可，我在當年秋天返回仰韶前即獲得了許可。於是我從10月27日一直呆到12月1日，對這處遺址進行了系統的勘察。
　　通過這段文字的描述，我們了解到如果不是傳教士瑪麗亞·皮特森的幫助，安特生不會對澠池附近產生這麼大興趣，他也許會在其他地方找到新石器時代的遺址。但是現在，按照考古學的慣例，安特生將仰韶村的發現命名為“仰韶文化”，這便是舉世矚目的中華文明的重要源頭——仰韶文化。
　　在查找安特生中國考古的線索中，在不同的歷史階段，國內相關研究中對於安特生的評價褒貶不一，當然可以理解這是因為每個時代都有它的局限性。同時關於安特生在中國的經歷，我看到部分作家有些荒謬的敘述，甚至無中生有，這常常讓我耗費更多的時間去論証和查詢事情的真相。比如有文章提到1914年4月的一個上午，在塔裡木河，安特生泛舟閱讀斯文·赫定的《絲綢之路》一書。
　　文章作者在描述這一段經歷當中，提到他引用的是史料記載。可斯文·赫定撰寫的《絲綢之路》，是1936年才在瑞典首印出版。前后差了22年，是很明顯的史實錯誤。而這樣不靠譜的敘述至今仍有其他文章在引用。
　　用文學臆想的主觀性來描述客觀存在的歷史，實為不妥。希望自己在行走的過程中，能撥雲見日，追尋和查証更多的歷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