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

峰 省委党校副校长

宋建平

省社科院纪检组长

编者按

当前，深化行政体制改革的核心和关键仍然是转变政府职能，真正使政府成为人民满意的服务型政府，成为良好发展环境的创造者、优质公共服务的提供者、社会公平正义的维护者。

着力推进行政管理和投资体制改革

“推进行政管理和投资体制改革”在《总体方案》中虽属第九部分，但却是重要的配套改革措施。从这方面来说，转型综改不仅是资源型地区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型，同时也是行政管理和投资体制的深刻变革。通过转型综改的不断深入推进，我们不仅要在经济转型发展上先行先试、走出新路，在行政管理和投资体制改革上也要先行先试、走出新路。

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重点是建设服务型政府，提高政府行政效能。围绕这个重点，《总体方案》设定了多项得力措施：如优化政府层级结构，实施扩权强县，加快探索和实行省直管县体制；因地制宜、合理调整完善行政区划，建立高效协同的跨区域行政协调机制，促进经济区域一体化管理。又如在完善转型项目审批机制上做文章，推进转型项目的储备、签约、落地、建设一体化管理；千方百计缩小行政审批范围，建立和实施网上审批、并联审批，推行办事代理制、首办负责制等。再如大力推进依法行政，健全政府绩效管理和问责制度，为转型综改创造良好的政务环境。所有这些改革的启动和深入推进，将为综改试验区建设和资源型经济转型提供强劲动力。

投资体制直接作用着经济转型的方向、力度和成效，也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要杠杆。推进投资体制改革，在当前应注重三方面的机制构建及作用发挥：一是运用和驾驭市场机制，发挥市场在配置资源上的作用，提升投资的质量和效益，杜绝盲目投资和低水平重复建设。二是确立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和环境保护、生态文明追求的硬性规制，以此为尺度健全投资的宏观调控体系，形成投资的规划、政策、信息发布、市场准入等标准和规范，实现“资源型地区经济转型”的本质要求。三是完善和健全多元投资机制，不仅投资产业要多元特别是非煤产业，投资主体也要多元，即在搞好政府投资的同时，引导民间资本更多投向转型项目、生态建设项目，落实企业作为投资主体的自主权，并完善相关风险承担机制。投资体制改革的成效，应体现在项目的招标、落地、建设和效益，我们要在此集中用力。

推进行政管理和投资体制改革，要求勇于探索、勇于创新、走出新路。特别是作为试点市县，更要走在前列，做到“一切有利于试点的工作就要全力以赴完成，一切有碍于试点推进的事情就要切实改进，确保试点工作取得明显成效。”让我们乘着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的东风，推进转型综改试验进入新境界，在行政管理和投资体制改革上迈出大步。

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 激活“发展主体”活力

作为全国惟一的以破解资源型经济转型难题为主要任务的综改试验区，“总体方案”围绕产业转型、生态修复、城乡统筹、民生改善等转型任务，提出了许多具有鲜明“山西特色”的综合配套改革措施，是非常必要的。方案还提出“推进行政管理和投资体制改革”这样具有全国意义的“共性”改革任务，但这对于山西而言，其针对性应该说不亚于其他领域的改革试验。

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涉及政府职能转变、政府机构改革、行政层级改革、政府管理方式创新等很多领域，个人认为，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应围绕转变政府职能这一核心任务，按照激发 “市场活力”和“地方活力”两个“活力”的思路来谋划和推进。

在激发“市场活力”方面，要在经济领域真正建立起在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的体制机制，在制定完善具有山西特色的产业转型和生态环保政策体系的基础上，鼓励全省各部门、各市、县创建国内审批事项最少、透明度最高、行政收费最少、行政效能最高、法治环境最好的部门和地区，让一切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真正建立起与综改试验区形象相称的政府法治和服务环境。

在激发“地方活力”方面，要在合理界定各级政府事权财权、理顺财政分配关系的基础上，一方面要着力提升各区域中心城市的承载力和辐射力，综合考虑地缘、历史文化、产业布局等因素，按照提升行政效率、优化空间布局的原则，适当调整优化行政区划，对各中心城市核心区及其发展腹地进行扩容和延伸。调整区划时机暂不成熟时，鼓励各地探索建立合理的利益分配机制，采取“飞地”、托管、联建等方式共建转型园区、城市（镇）新区，促进区域双赢与多赢发展。另一方面，继续推进扩权强县改革，激活县市发展活力，并鼓励县市选择有条件的镇进行扩权试验，推动事权、财权向县、镇下放，强化其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同时要以生态功能区规划等空间规制为依托，在城市（镇）群建设、重要河流流域、共享生态区等空间领域实行基础设施建设、生态环境保护、产业布局、要素流动的实质性联动，积极探索区域一体化发展的体制机制。

投资管理体制以及转型项目的审批管理，各地应在减少审批事项的前提下，充分借助国家和省里“授权”先行先试的“大气候”，在尊重现行法律法规的前提下，以更大的智慧和担当，为重大产业转型和生态修复项目开辟绿色通道，同时将市场监管和行政问责的重心由 “前置审批”转向“过程监管”。（本报记者张临山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