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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合治理資源 拓寬參與路徑
——全國鄉村治理體系建設試點示范創新創造蔚然有成
12月11日，江蘇省南通市海門區余東鎮富民村紅石榴家園裡，傣族村民孔曉江（左二）和布依族村民魯曉芬（左三）正為參會代表介紹情況。
12月11日，江蘇省南通市海門區網格員施佳佳，通過海門區區域治理現代化指揮中心的視頻連線，向農業農村部農村合作經濟指導司司長張天佐介紹了自己的日常工作職責和應急處置上報流程。作為當日在海門區召開的全國加強鄉村治理體系建設推進會實地考察環節，這一場景形象展示了海門區突出科技支撐提升鄉村智慧治理效能的情況。
黨的十八大以來，習近平總書記對鄉村治理作出一系列重要論述，為推進鄉村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提供了根本遵循。回望“十三五”期間，鄉村治理的制度框架和政策體系基本形成，統籌推進的工作機制初步建立，基層實踐創新亮點紛呈，治理理念和治理能力全面提升，鄉村治理碩果累累。
試點示范蔚然有成
2019年6月，全國鄉村治理體系建設試點示范工作啟動，中央農辦、農業農村部、中央組織部、中央宣傳部、民政部、司法部聯合確定115個縣（市、區）為首批試點單位，重點圍繞探索共建共治共享的治理體制、探索鄉村治理與經濟社會協調發展的機制、探索完善鄉村治理的組織體系等八方面開展試點示范，試點工作為期3年。一年多來，各地加強領導、統籌謀劃、有序推進，鄉村治理試點示范收效良好，試點成果蔚然有成。
12月11日，農業農村部農村合作經濟指導司司長張天佐在江蘇省南通市海門區召開的全國加強鄉村治理體系建設推進會上表示，鄉村治理試點示范工作開展以來，各地圍繞健全黨組織領導的自治、法治、德治相結合的鄉村治理體系，按照中央農辦、農業農村部等6部門試點工作要求，主攻鄉村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建設，因地制宜創新創造，在鄉村治理的重點領域和關鍵環節，形成了一批可復制、能推廣的好經驗、好做法。
鄉村治理試點示范工作階段性成效可觀。收效良好主要體現在八個方面：黨組織引領作用得到加強，組織體系和人才隊伍不斷健全，“三治”融合實現形式日益豐富，基層管理和服務能力明顯提升，農民群眾參與積極性不斷增強，鄉村監督機制不斷完善，積分制、清單制、數字化等鄉村治理手段不斷創新，鄉村治理與經濟社會協調推進不斷加強。
中央組織部、民政部等相關司局同志參加了此次全國加強鄉村治理體系建設推進會。當日，來自江西省、陝西省以及北京市平谷區、內蒙古自治區伊金霍洛旗、浙江省衢州市衢江區、湖北省秭歸縣、湖南省石門縣、四川省德陽市羅江區、江蘇省南通市海門區等地代表展開了現場交流互動。
會前，12月2日，繼2019年首批發布20個全國鄉村治理典型案例后，中央農辦、農業農村部發布第二批34個鄉村治理典型案例，其中24個來自試點示范單位的創新創造。這些案例，聚焦進一步強化黨建引領、豐富議事協商形式、創新基層治理手段、強化縣鄉村三級聯動、引導多元主體參與、完善鄉村監督機制、解決群眾關心的突出問題等方面，直觀展示基層實踐的智慧與創造。
下一步，中央農辦、農業農村部將會同有關部門，針對鄉村治理領域的難點問題開展治理，並將啟動鄉村治理試點示范中期評估工作。試點工作將進一步聚焦各地鄉村治理難點和突出問題，從體制機制層面探索解決方案，為全國化解鄉村治理難點問題創造經驗。
創新創造因地制宜
來自貴州的布依族女性魯曉芬和來自雲南的傣族女性孔曉江告訴記者，她們都是因為婚嫁落戶江蘇省南通市海門區余東鎮富民村的。少數民族集居是富民村的特色，全村共有12個民族，54名少數民族同胞。富民村從村情實際出發，積極打造紅石榴家園民族團結陣地，成就海門區村級品牌新時代文明實踐站。
在海門區常樂鎮中南村，“兩委”班子同樣堅持以黨建引領提升鄉村善治水平，推進黨建網格與治理網格並網融合，實現治理與服務落實落戶。富民村與中南村的治理實踐，都是鄉村治理“海門樣板”的有機組成部分。以黨建引領，自治、法治、德治、智治相融合，海門區走出自己的鄉村治理效能轉化之路。
“四治”融合並非海門區獨有選擇。浙江省衢州市衢江區聚焦提高智治能力，狠抓“縣鄉一體、條抓塊統”改革，圍繞明責減負、賦能提效、聯動創新破題，系統推進改革試點各項任務落地。
“有事找代表，不往鎮村跑。”這是四川省德陽市羅江區探索推行定向議事提升村民自治能力后看得見的實效。羅江區狠抓議事制度關鍵環節，探索定向議事代表會議制度，每5-15戶按宗族、院落等自願結成一個單元，推薦一名定向議事代表，定向聯系服務對象，定向反饋議事結果，解決“誰代表我、我代表誰”的問題，優化多元參與、協商治理的村級事務決策程序和規則。
探索鄉村“微”治理，夯實鄉村治理基礎，在湖北省秭歸縣則體現為治理重心下沉，建設“幸福村落”，開展“村落夜話”。村民自治單元劃小后，群眾的心更近了，共建共治共享的基層治理格局得以形成。
注重激活鄉村治理的農牧民主體力量，同樣也是內蒙古自治區伊金霍洛旗選擇的創新創造路徑，該旗積極健全村級決策機制，規范權力運行，確保程序合法，從源頭上避免“一言堂”和權力濫用，有效化解矛盾糾紛。
黨建引領“街鄉吹哨，部門報到”，則是北京市平谷區探索出的基層治理體制創新之路。基層一線力量薄弱，“看得見卻管不了”的突出問題得以破解，既權責清晰，又聯動發力，部門和街鄉之間響應順暢，形成高效基層治理體系。
湖南省石門縣瞄准密切黨群關系發力，建立黨組織、自治組織聯動包片區，黨員、屋場員聯戶包屋場的“兩聯兩包”機制，幫助群眾解決實際困難，把政治優勢轉化為實際效果。
江西省在加強和改進鄉村治理工作中，多層次探索鄉村治理路徑模式，不僅推薦南昌縣、鷹潭市余江區等5個縣、區開展全國試點，而且在全省擇優選拔19個縣開展省級試點，唱響鄉村治理試點示范“江西好聲音”。
異曲同工。陝西省同樣夯實試點示范制度保障，豐富試點示范內涵形式，探索試點示范路徑模式，推進自治、法治、德治深度融合，為實現鄉村全面振興、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貢獻陝西經驗……
鄉村善治未來可期
事實上，全國各地的鄉村治理體系建設試點示范工作均取得長足進展。各試點示范建設單位因地制宜創新創造，有的突出鄉村治理體制機制創新，有的加強黨建引領賦能發展，有的強調整合多元組織資源，有的注重拓寬群眾參與路徑，有的運用智慧手段提升治理效能，各具特色，各有千秋。這些試點示范生機盎然，昭示鄉村善治未來可期。
黨組織引領作用得到加強。甘肅省環縣創建軟弱渙散基層黨組織整頓機制，不設比例、應整盡整﹔河北省邢台市任澤區建立11項基層黨建重點工作任務清單﹔四川省米易縣制定村黨組織書記“選育用管退”辦法，回引培養450余名優秀農民工到村任職。
組織體系和人才隊伍不斷健全。雲南省滄源縣探索鄉村振興理事會、農民專業合作社和鄉村治理協商委員會同向發力﹔浙江省桐鄉市的百姓議事會、參事會、百事服務團、法律服務團、道德評判團“兩會三團”協同推進治理轉型﹔四川省崇州市加強黨對各類組織的領導。
“三治”融合實現形式日益豐富。廣東省惠州市惠陽區推行“一村一法律顧問”，協助村委會制定、修改和完善村規民約等﹔河北省河間市修訂完善村規民約，結合“文明銀行”，破除婚喪陋習﹔江蘇省南京市江寧區等地還在“三治”融合基礎上，增加政治、智治兩項新內容。
基層管理和服務能力明顯提升。江西省南昌縣推動縣鄉村三級干部下沉到網格﹔陝西省漢陰縣高標准建設縣鎮村三級綜治及“321”大數據中心﹔天津市北辰區聚焦清單管理，明確鎮街職責清單，清理鎮街、村居“一票否決”“責任狀”。
農民群眾參與積極性不斷增強。浙江省象山縣推動村民說事方式創新，構建“說、議、辦、評”制度體系﹔江蘇省溧陽市組織百姓議事堂，雲南省西疇縣舉辦火塘會、茶話會、院壩會，山東省費縣建立新鄉賢參事會﹔貴州省盤州市探索村（居）協商制度試點工作。
鄉村監督機制不斷完善。浙江省寧波市鄞州區推出基層公權力運行“三清單”制﹔安徽省天長市推行積分加清單制﹔湖南省漣源市創新小微權力清單等。有的地方還創新村務監督物廉網等群眾監督方式。
鄉村治理手段不斷創新。上海市寶山區“寶山社區通”、廣東省廣州市從化區“仁裡集”等一批數字化平台陸續涌現。今年8月，中央農辦、農業農村部專門印發文件，鼓勵各地在鄉村治理中推廣運用積分制，並推介8個典型案例，其中安徽省金寨縣“6+X”、湖南省津市市“三個存折”、河南省濟源市“道德積分儲蓄站”等做法，都是試點示范單位的創新創造。
鄉村治理與經濟社會協調推進不斷加強。福建省廈門市海滄區建立“政府支持，企業運作，多元主體參與”的發展機制，實現產業集群和一二三產融合發展﹔山西省靈丘縣積極實施村社一體化產權制度改革﹔江西省新余市渝水區從農村資產、資源、資金“三資”切入點，推進農村集體產權制度改革。
本報記者李秀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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