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考场上的新罗面孔

　　唐开成五年深秋，长安贡院外的槐叶落尽。晨光熹微中，一群身着异域服饰的学子屏息凝望那方即将张贴皇榜的灰墙。当榜单展开，几个名字被反复确认——“金云卿”“崔致远”“李同”……人群中爆发出一阵带着新罗口音的欢呼。这些跨越山海而来的青年，以汉文墨卷叩开了大唐的科举之门。这一年，学成归国的新罗留学生达百余人，而他们，只是盛唐文化磁场上最生动的铁屑。
　　自新罗统一朝鲜半岛后，唐与新罗的友好关系驶入快车道。海上丝路舳舻千里，新罗商队载着牛黄、人参、朝霞绸，从登州、莱州到楚州、扬州，如血脉般深入大唐肌体。返程的驼队则驮着丝绸、瓷器、茶叶与典籍，将长安的文化气候输送至半岛。然而，比商品流动更深刻的，是人才的西渡。长安国子监内，“新罗生”成为最大外国留学生群体，他们研读《左传》《礼记》，习诵诗赋策论，青灯黄卷的背面，是一个民族对盛唐文明体系的全心奔赴。
　　科举考场，成为检验这种文化交融深度的试金石。大唐以惊人开放度，允许外邦学子参与这套精英选拔。新罗留学生纷纷提笔应考，与中原士子同场角逐。金云卿于长庆元年（821年）首开纪录，成为首位新罗进士；天才少年崔致远十二岁渡海，十八岁及第，其《桂苑笔耕集》至今闪烁文华。他们不仅要克服语言障碍，更需在诗赋、经义、时务策中展现不亚于本土菁英的洞见。及第者中，部分选择留下仕唐，如崔致远曾任溧水县尉，参与黄巢军务；金云卿官至兖州都督府司马。他们穿唐服、执唐礼、理唐政，成为帝国官僚体系中的独特存在，却也始终维系着与新罗的血脉根须。
　　这场跨越国界的赶考，绘出了一幅双向滋养的图景。于新罗，它是以科举为桥梁的制度学习——后来新罗“读书三品科”即见唐制影子；于大唐，则是“万国衣冠拜冕旒”的盛世气象最佳注脚。当日本、渤海等国使节惊羡于长安的包容，新罗学子正以笔为楫，将典章制度、诗文艺术源源输回东方，催生了半岛“文物礼乐，悉遵唐制”的灿烂时代。
　　今日翻阅泛黄史料，那些及第名单上的异域姓名，早已超越了个体命运的范畴。他们是文化信使，在墨香与驼铃间，将长安的月光洒向东海彼岸，也让半岛的风，轻拂过唐诗的页脚。这种基于文明互敬的深度交融，或许比任何遣唐使节的口述，都更深刻地诠释了何为“盛唐气象”。当崔致远在扬州写下“况吾道穷途，何以资身活计”时，他倾诉的已不仅是一个新罗士子的宦海沉浮，更是所有文化旅人在异乡土壤扎根时，那份共通的坚韧与乡愁。而这，正是历史留给今人最珍贵的丝路精神遗产。

江舟

编辑：褚嘉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