吃“派饭”闹矛盾受到了严厉批评

　　1975年，我刚参加工作，在一家基层银行当会计。那时到处都在热火朝天地搞“农业学大寨”运动，上面规定，每个单位都要联系一个村子，要在规定时间内，指导帮助那个村子成为大寨式的社会主义新农村，而我则被荣幸地派往一个名叫樊家卓的小村子去当工作队员，和我同去的还有我们县党校的一名教员，比我大十几岁，有个伴，我很乐意。
　　这个教员的老家是河南，我俩在吃饭问题上，有共同之处，也有分歧。共同之处是都喜欢吃面条，分歧是，他喜欢吃“糊涂面条”，就是面条下到锅里后，要煮成稀烂的形状后，才觉得爽口。而我则不同，喜欢吃硬面条，面条刚下到锅里，水滚上一次，就迫不及待地捞上来，我觉得那样才得劲。
　　一天中午，我俩相跟着去一个农户家吃饭，那家的女主人很热情，为我们擀了面条，在那个年代，能吃上一顿面条，也不是件容易的事。因为我们是工作队员，轮到谁家管饭，都会把最好的饭菜端上来。
　　这家女主人老家也是河南的，和党校的教员是老乡，老乡见老乡，自然亲切几分，饭也就按河南的路数做了。结果，面条下得一塌糊涂，端上桌子后，我的眉头不由自主皱起来，而那教员却挽袖子抹胳膊，吃得满头大汗。我硬着头皮吃完了第一碗，女主人要为我添饭，我说什么也不让了。女主人关切地问我：“是不是饭菜不合口味？”她虽然问得对，但我却不能如实回答，撒谎说：“很好吃，只是我的饭量不大，一碗就够了。”她信以为真，和我开玩笑说：“一个大小伙子，一顿才吃这么一点，是给我省粮食吧？”
　　我搪塞着，眼睛却看着那教员的馋相，只能干坐在一边生闷气。接着，就该往下一家继续派饭了。
　　这天中午，来到另一家，仍旧吃的是面条，这家是本地人，饭也就按本地的路数做了，面条很合我的胃口。我一连吃了两大碗，仍觉得不过瘾，再想吃第三碗时，用眼睛瞄了一下锅里，却见所剩的面条已经不多了，而且已经放学的两个孩子还没吃饭，眼巴巴地望着锅里的面条，嘴里的哈喇子直往出流。我就放下了碗筷。女主人礼貌性地问我：“再来一碗嘛，咱庄稼户不会做饭，也不知合不合你的口味。”
　　我连连说：“好好好，我最喜欢吃这样的面条了，既筋道，又爽口，美得很！”而党校教员则和我的表情完全相反，他硬着头皮吃完第一碗后，就悻悻地放下了饭碗，主人要给他添饭，他立即用手掌心捂住了碗，连连说：“够了，够了。”忽然问女主人：“有没有馒头呢，让我咬一口。”女主人面露难色地说：“我们这里吃面条一般不吃馒头，要不，我去邻居家给你借两个来？”教员苦笑着赶忙说：“算了算了，不麻烦了，其实我已经吃饱了，随便说说的。”
　　这回轮到我暗自高兴了，装做很关切的样子问他：“你真吃饱了？如果吃饱了，咱就走，孩子们还没吃饭呢。”
　　没想到，那教员竟把这事告诉给村里的革委会主任，说我故意挤对他，害得他饿了肚子，我是后来才知道这事的。村里革委会主任是个好人，在征求了他意见后，决定把我俩的饭分开派。因为这是个移民村，有为数不少的河南人，当下就把他的饭派到河南老乡的家里，我的饭则派给当地人去做，这样就可以把两个人的口味都照顾到了。
　　这样做，对我们是好了，可对管饭的人家却造成了麻烦，无形中增加了管饭人家的负担。大家意见不小，在背后纷纷议论，说的话很难听：“还是工作队员哩，吃饭挑挑拣拣，政治觉悟跑到哪里去了？这样的人也配来指导我们建设大寨村吗？”
　　又有人把问题直接反映到县上的“建设大寨村指挥部”。
　　我先是被叫到了指挥部，询问了半天，受到领导的严厉批评，又写了一份检查，最后对我做出了处理决定：撤销工作队员资格。至此，我吃派饭的经历仅仅进行了14天，就彻底结束了。
　　那个党校教员的命运比我更差，当指挥部的头头知道事情是由他引起时，不但狠狠批评了他，又让他写了几份检查，最后干脆把他发配到当时正在进行的全县集中整修大寨田的工地上去。到后来，我再也没见过那个党校教员的面。

张达明（临猗）

编辑：褚嘉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