善化寺与朱弁碑

大雄宝殿

天王殿

普贤阁

　　金戈铁马的岁月里，南宋使臣朱弁怀抱一印，在大同被羁縻十七载。他身后是“靖康之耻”的国殇，眼前是金朝权贵的威逼利诱，却在绝境中完成了对气节最完美的诠释——拒仕伪齐、视死如归。更为动人的是，他的坚守并非消极的枯坐，而是以笔墨为刃，在异乡开坛讲学，著书立说，将华夏文明的星火悄然播撒。
　　他所撰写的《大金西京大普恩寺重修大殿记》，表面记录古刹重生，实则却奔涌着家国剧痛与文明不灭的信念。更富历史深意的是，三十余年后，金朝将其文刻石立碑，使宋朝使臣的笔墨，永远留存在辽金古刹之中。
　　这通碑因此超越了简单的纪事，成为一个震撼的象征：它见证了战争对文明的摧残，更见证了文明如何在个体生命的坚韧守护下，穿越政权更迭与民族界限，获得时间的承认。朱弁抱印独坐的身影早已融入历史风烟，但那石头上纵横的笔画，至今仍在诉说：最强大的力量，并非攻城略地的铁骑，而是那于无声处震古烁今的文化气节与人格光辉。

　　——编者

善化寺

　　善化寺位于大同古城南内环之西侧，俗称南寺。始建于唐开元年间，为唐朝国寺，五代后晋更名为大普恩寺，辽末毁于战火，金代重建，明正统十年（1445年），明英宗赐名善化寺，一直沿用至今。坐北朝南，占地面积52543平方米。天王殿（山门）、三圣殿、大雄宝殿和普贤阁为辽金建筑，两侧配殿和钟鼓楼为明清时期建筑。寺内保存金代塑像34尊，明代塑像9尊，清代壁画190平方米。金碑2通（包括那通著名的朱弁碑），明清重修碑3通。为国务院1961年公布的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初冬的塞外，寒风凛冽，天空没有一丝云，蓝得分外明净清澈。“九百年风云变幻宠辱不惊静观世变，七王朝岁月沧桑沉浮无意闲看人忙。”走近善化寺这扇厚重的朱漆山门时，门上的对联令人驻足沉思。山门巍峨——是承载的巍峨，斗拱层叠而上，如一朵倒悬的、在金代开始盛放的木质莲花。
　　穿过山门，建筑井然有序，天王殿（山门）、三圣殿、大雄宝殿沿中轴线层层递进，次第升高，左右辅以文殊、普贤二阁，形成严整开阔、主次分明的序列。三圣殿面阔五间，进深四间，单檐庑殿顶的线条，如大鸟收敛的羽翼，舒缓而有力。迈进殿门，光线与尘埃一同涌入。减柱法的运用让殿内出奇地高旷，一种由高度、幽深与庄严共同酿造的静穆，如潮水般将人淹没。目光首先被那巍然的华严三圣所攫取，金身虽暗，光芒内蕴，垂俯的慈目仿佛凝视着殿内每一个细微的尘粒。光线再暗一些，墙壁就开始“说话”了。那是清朝补绘的壁画，却依然努力衔接上更早的气韵。诸天礼佛，祥云缭绕，线条如春蚕吐丝，绵密不断。
　　就在这被佛光笼罩与彩塑装饰的殿宇之侧，在殿西稍暗的一隅，另一种时间，正以青石的沉默发出召唤。这便是《大金西京大普恩寺重修大殿记》碑，碑文由南宋使臣朱弁所撰，因而又称朱弁碑。
　　走近它，仿佛走近一个时代隐秘的窗口，又仿佛叩响一扇通往不屈灵魂的门扉。

辽、金、北宋之间的角逐

　　《辽史·地理志·西京道》载：“西京大同府，陶唐冀州之域……门，东曰迎春，南曰朝阳，西曰定西，北曰拱极……北门之东曰大同府，北门之西曰大同驿。初为大同军节度，重熙十三年升为西京，府曰大同。”
　　公元947年，耶律德光建立大辽国。1044年，辽兴宗升云州为西京，并设西京道大同府作为辽的陪都，从此称为大同至今。辽对大同非常重视，派重兵把守，“非亲王不得主之”“大抵西京，多边防官。”大同为辽之边防要塞。
　　1120年，金军攻陷辽上京，辽天祚帝耶律延禧逃往辽西京。同年，金与北宋签订“海上之盟”，相约南北夹击辽国以收复燕云之地。约定灭辽后，燕云十六州归北宋所有，北宋将原支付给辽的岁币转交金国。
　　辽保大二年（1122年），金国西路军最高统帅宗翰攻占大同府，仍以大同为西京，改西京道为西京路兼为大同府治和西京路治。之后，金失约，除武、应、朔、蔚诸州于北宋宣和五年(1123年)一度归宋，旋为金人所取。
　　1125年，逃亡途中的辽天祚帝在应州新城（今朔州应县）被金军猛将完颜娄室擒获，辽亡。
　　1127年，金军分东、西两路南下攻破北宋都城东京汴梁（今河南开封），徽、钦二帝在青城被金俘获。北宋亡。这便是历史上的“靖康之难”。于艺术有大修为的宋徽宗、有“卷甲北旆之意”“享国日浅，而受祸至深”的宋钦宗被押往西京，后又转至中京。

持印守节的“南宋苏武”朱弁

　　朱弁，（1085年—1144年），南宋官员、文学家，字少章，徽州婺源（今江西婺源）人，为南宋理学家朱熹叔祖，出使被羁于金一十七年，持印守节，被称为“南宋苏武”。
　　北宋靖康二年五月，徽宗第九子、曾为质于金营的康王赵构“登坛受命，礼毕恸哭，遥谢二帝，即位于府治。改元建炎”。是为宋高宗。
　　即位初（1127年），高宗即“议遣使问安两宫”。朱弁“奋身自献”，诏补修武郎，为通问副使，佐正使王伦使金。
　　宗翰是金国开国重臣、国相撒改的长子。作为金国西路军的最高统帅，宗翰以左副元帅的身份驻守云中，负责指挥对北宋的战争。在其父去世后，他继承了国相之位。
　　朱弁至云中，见到宗翰，他“邀说甚切”。傲慢的宗翰不听，让他住进客馆，并派兵把守。朱弁复以书信详陈利害，竭智斡旋。
　　南宋绍兴二年（1132年），金军联合刘豫伪齐军分五路对南宋岳飞的岳家军发起围剿，被岳飞率军一一击破。
　　是岁，金人忽然派宇文虚中来说和议可成，当遣一人到元帅府受书南归。宇文虚中想在王伦和朱弁之中选取一人，朱弁毅然将生的希望让出：“愿正使受书归报天子……则吾虽暴骨外国，犹生之年也。”
　　王伦将行，朱弁索留使印：“古之使者有节以为信，今无节有印，印亦信也。愿留印，使弁得抱以死，死不腐矣。”王伦解印以授，自此，朱弁视印重于生命，“卧起与俱”。这方印，是朝廷的符信，在无边无际的囚禁岁月里，它是故国山河的缩影，是士人信诺的象征。
　　金人深知，征服疆土易，收服人心难，便以归国为饵，诱朱弁出仕刘豫的伪齐。朱弁的回答如金石坠地：“豫乃国贼，吾常恨不食其肉，又忍北面而臣之？吾有死耳。”金人断其饮食，他固守驿门，忍饥待毙。最终，被折服的金人“致礼如初”。
　　之后，金人复图“易其官”，朱弁说：“吾官受之本朝，有死而已，誓不易以辱吾君也。”他移书金国贵臣，直言“上国之威命朝以至，则使人夕以死，夕以至则朝以死”。朱弁视死如归，又预先安排后事，“召被掠士夫饮”，从容笑谈已择“近郊某寺地”葬处，嘱托墓碑题字“有宋通问副使朱公之墓”。“于我幸矣”四字，道出其将死节报国视为归宿与荣耀的旷达心境。面对众人悲泣不能仰视，他“谈笑自若”，称“此臣子之常”。金人知其终不可屈，遂不复强。

朱弁羁旅所著的碑文及著作

　　在漫长的拘禁中，宗翰等相继死灭，朱弁“密疏其事及金国虚实”，上疏“此不可失之时也”。其后，王伦又使金还朝，以朱弁《奉送徽宗大行文》为献，“叹马角之未生，魂消雪窖；攀龙髯而莫逮，泪洒冰天。”帝读之感泣。金使来，亦称朱弁之忠节。
　　“风土南北殊，习尚非一躅。出疆虽仗节，入国暂同俗。淹留岁再残，朔雪满崖谷。御冬貂裘弊，一炕且跧伏。”朱弁“为文慕陆宜公，援据精博”“诗学李义山，词气雍容”，金国“名王贵人多遣子弟就学”，他“因文字往来说以和好之利”，进行着别样的“文明对话”与理念传播。
　　“诸佛菩萨之应世也，亦犹哲王之捄弊。或忠、或质、或文，虽制治不同，其趣一也……大金西都普恩寺，自古号为大兰若。辽末以来，再罹锋烬……”1143年，朱弁在云中的冬天呵着冻僵的手——他的手指记得临安茶盏的温度，此刻却握住北地的狼毫，在冰冷的屋子里开始撰写《大金西京大普恩寺重修大殿记》碑文。
　　“始予筑馆之三年。岁在庚戌冬十月，乃迁于兹寺，因得与寺众往来，首尾凡十四年如一日也。”笔锋落下时，他写下的不是汉字，而是时间的刻度。这是一篇奇特的文本，它的表面，是一篇严谨、典雅的寺庙重修功德记，详细叙述了圆满大师如何在战火废墟中，“舍衣盂凡二十万”，历时十五载，复兴古刹的伟业。朱弁以亲历者的身份，盛赞其“图于干戈未戢之际，则其成也实难”。然而，当我们读懂了朱弁，再重读碑文，字里行间便仿佛有了双重的声音。他写寺庙的“再罹锋烬”，何尝不是暗喻山河的破碎？他赞扬信众“髓脑支体尚无所吝”的奉献，又何尝不是对自己和无数志士“舍生全义”精神追求的呼应？
　　寺僧圆满大师，以花甲之年，发愿重修这座辽末以来“再罹锋烬”的巨刹。朱弁目睹他“化所难化，悟所未悟”，历时十五载寒暑，终使废墟重现庄严。他在碑文中盛赞圆满“身更兵火，备历艰勤，视己财货，犹身外影”。这何止是赞颂一位高僧，这分明是隔世的知己之叹。圆满以残年之躯，重塑物质的殿宇；朱弁以囚居之身，守护精神的殿堂。十七个春来，他看大雁北归；十七个秋去，他数落叶南飘。纸张会朽烂，记忆会模糊，唯有石头记得，记得他把“有宋”二字，刻得比刀剑更深。
　　“众以满之意状其事，以记为请。”“圆满今年七十有四，自惟君恩、佛恩，等无差别。成此功德，志实有在，非独为前途津梁也。”碑文只是平静地叙述，他的诗却记录了那些被软禁的漫长岁月和江南温润化成的刻骨乡愁。“风烟节物眼中稀，三月人犹恋褚衣。”他写北方春日的苦短与阴冷，一个“稀”字，道尽了异乡风物的陌生与荒凉；他更在《送春》中凄然叹道：“把酒送春无别语，羡君才到便成归。”送春，实乃自伤——就连匆匆的春天也能来去自由，而自己却归期无望。“结就客愁云片段，唤回乡梦雨霏微。”故国的山水，成了梦中断续的云片。愁如海，梦难归，薄酒不足以慰藉那彻骨的思念：“诗穷莫写愁如海，酒薄难将梦到家。”
　　朱弁的“守节不屈”，更在于那“守”之中，蕴含着积极的“传”与“化”。他将普恩寺的禅房，变成了传播文化的讲堂。那些女真贵族的子弟，聚集在这位江南囚徒身边，学习的不仅是诗词章句，更是那套精致而深厚的华夏文明体系。他撰写的《曲洧旧闻》《风月堂诗话》，不仅记录北宋旧事，品评诗人得失，更顽强地续写着中原文化的谱系。元好问在《中州集》中收录其诗38首，尊其为金初文坛“领袖”，这正是对其文化影响力的至高认可。
　　金皇统三年（1143年），当宋金和议达成，朱弁即将南归之际，普恩寺的圆满大师恳请他留下碑记，纪念寺庙重修之功。这便有了这篇著名的《大金西京大普恩寺重修大殿记》碑文。

朱弁碑的宏大叙事

　　让我们仔细读一下碑的落款：“皇统三年二月丁卯，江东朱弁记；少中大夫、同知西京留守、大同尹兼本路兵马都总管府事、上轻车都尉、济阳郡开国伯、食邑七百户、赐紫金鱼袋丁暐仁篆额；中宪大夫、西京路都转运副使、上骑都尉、鲁县开国子、食邑五百户、赐紫金鱼袋孔固书；通玄文慧大师、赐紫沙门圆满提点；大定十六年丙申八月丁酉初一日癸酉，三纲寺主沙门惠躅、尚座行完、都维那栖演立石；雁门解遵一刊。”
　　碑文撰于皇统三年（1143年），而刻石立碑却在大定十六年（1176年），中间相隔了33年。这是一个关键的时间差。
　　金主一直不承认宋高宗的帝位而秉持“康王构当穷其所往而追之”的观念，因而，宋高宗经常处于“出奔”“自扬州奔于江南”“自越奔明州”的颠沛流离的状态。彼时王伦、朱弁使金五年后，是在金军五路大军围剿岳飞而落败的情况下，金放王伦南归，传达有意和谈的意向；皇统年间，是金熙宗完颜亶时期。1140年，金兵又一次大举南侵，岳飞率领岳家军以少胜多，打败金军主力，先后收复郑州、洛阳等城，北伐连捷。金兀术向秦桧传话：“汝朝夕以和请，必杀飞，始可和。”宋高宗赵构与宰相秦桧为推进宋金的绍兴和议，一日内连发十二道金牌强令岳飞撤军。1141年宋金达成协议：南宋向金称臣，金册封赵构为帝；划定东起淮河、西至大散关为两国边界；南宋每年纳贡银25万两、绢25万匹，自绍兴十二年（1142年）起每年春季运至泗州交纳。为满足金方条件，1142年1月，宋廷以“莫须有”罪名将岳飞处死于临安。绍兴和议成。1143年，朱弁得以南归。
　　朱弁回朝后，仍苦苦进谏：“金人以黩武为至德，以苟安为太平，虐民而不恤民，广地而不广德，此皆天助中兴之势。若时与几，陛下既知于始，愿图厥终。”帝纳其言，秦桧恶之阻之。“靖康耻，犹未雪。臣子恨，何时灭。”1144年，朱弁卒。
　　大定年间是金世宗完颜雍时期，是金朝的鼎盛期，史称“大定之治”。金朝统治者与文化精英此时才将朱弁的旧文整理、追认，旨在展示本朝在文化建设和宗教包容上的成就。
　　因此，33年后的大定十六年（1176年），金朝官员丁暐仁、孔固郑重地将此文篆额、书丹并刻石立碑。篆额者丁暐仁的官职头衔长达40余字；书丹者孔固作为“中宪大夫，西京路都转运副使”，由他以其雄浑刚健的颜体书法书写碑文。而他们刻下的，是一个南宋囚徒的文章，他们删去了朱弁“有宋”的身份，仅署“江东朱弁记”。多么奇妙的一幕——金朝的印，宋朝的文，辽金的寺。当初扣押朱弁的政权，最终以最庄重的方式，保存并彰显了他的文字。
　　这通碑，不仅是善化寺的重生记，更是一位使臣用十七年风霜、用全部生命刻下的“气节之碑”。殿宇会老去，碑石会风化，但那抱印独坐、于绝境中以文明之火温暖自己的身影，那在无声处蕴惊雷的铮铮气节，却已渗入这古刹的每一寸砖木，随着岁月的呼吸，永恒地震颤、回响。

史莉文/图

编辑：温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