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人“地道战”的战术智慧

　　唐天宝十四年（755年），安史之乱骤起，中原大多州县望风而降，洛阳旋即陷落。次年初，叛将史思明、高秀岩等人分率十余万大军，会攻大唐龙兴之地——“北都”太原。战前史思明发出狂言：“可屈指而取太原，鼓行而西，图河陇、朔方，无后顾矣。”彼时太原守将李光弼麾下不满万人，兵力悬殊之势一目了然。
　　面对强敌，李光弼以巧取胜。据《资治通鉴》载，叛军于城下诟骂，守军“遣人从地道中曳其足而入，临城斩之”；叛军架云梯、筑土城强攻，守军“为地道以迎之，近城辄陷”。而后李光弼转守为攻，“使穿地道周贼营中，搘之以木”，继而施诈降之计懈怠敌军。未几，“敌营中地陷，死者千余人，贼众惊乱，官军鼓噪乘之，俘斩万计”。此战以地道战结合诈降、火攻之策，以少胜多，保全太原，奠定了收复两京、平定叛乱之基，堪称古代地道攻防的经典战例，尽显古人以战术智慧扭转战局的高超谋略。
　　“地道战”战术并非凭空而生，其历史源远流长，在中国古代军事史上占据重要地位。
　　至迟在春秋时期，地道战已具明确实战形态，《左传·襄公二十五年》载，因陈侯曾会楚子伐郑，郑人积怨而伐之，遂由“子展、子产帅车七百乘伐陈，宵突陈城，遂入之”。“宵突”即为夜间以地道暗掘入城突袭，成为典籍中最早的“地道战”，足见春秋战国时期，地道攻城之法已初具规模。
　　先秦典籍《墨子》首次将地道战实践经验归纳总结，更进行创新。
　　其一，首创地道侦听预警体系，针对敌“穴土而入”攻城术，墨子提出“穿井城内，五步一井，傅城足”，令陶匠烧制“容四十斗以上”的大罂，“固幎之以薄革，置井中，使聪耳者伏罂而听之”，可以通过“听瓮”定位敌地道方位；其二，确立“以穴攻穴”防御核心，明确“审知穴之所在，凿穴迎之”原则，主张以地道对抗地道，并在地道内设置“瓦窦”（陶制通风管）、“窑灶”，配备“牛皮橐”（鼓风皮囊），待敌我地道贯通，“疾鼓橐熏之”，以烟火反制敌军；其三，完善器械与战术配套，规定地道内“置狗”预警，“为颉皋”（冲撞器械）破敌，配备短矛、短戟、弩箭等近战武器，更设计“拥穴”（横向支道）、“县陛”（吊梯）等工事，甚至备“醯”（醋）救护被烟熏伤的士兵，实现侦察、防御、反击、后勤的全流程战术，让地道战从零散奇策升华为标准战术体系。这套战术体系在秦汉之后的战争中被反复实践和改造，并大放异彩。
　　东汉建安五年（200年），官渡之战爆发，《三国志·魏书·武帝纪》载：“袁绍围太祖于官渡，起土山地道，欲攻许都”，袁绍依仗兵力优势，一面堆筑土山居高临下射箭，一面挖掘地道试图偷袭曹营，曹操则针锋相对，“亦于内作堑，以当之”，在营内挖掘长壕截断袁军地道，同时“出奇兵袭击绍运车，大破之”。
　　从战术看来，袁绍的地道战术略显粗糙，仅以突袭为目的，而曹操则深谙《墨子》“以穴攻穴”之理，以堑壕阻截地道，将地下对抗转化为地面防御优势，再辅以奇兵袭粮，最终扭转战局，此战体现了地道战从单一进攻向攻防兼备的演进。
　　东晋太元四年（379年），前秦将领苻丕率军围攻襄阳，守将朱序凭城坚守，《晋书·朱序传》载，前秦军“以地道攻城”，试图从地下穿城而入，朱序察觉后，“于城内筑重堑，断其地道”，同时设置伏兵，待秦军挖通地道涌入时，伏兵四起予以歼灭，秦军地道攻城之计遂破。朱序此举不仅沿袭“凿穴迎之”思路，更通过筑重堑、设伏兵方式，将地道防御与近战歼敌结合，大大提升杀伤力。
　　回望历史长河，“地道战”战术历经千年演变而长盛不衰。至抗战时期，根据地军民因地制宜，依托地道开展的攻防作战，与古人“以穴制敌”“以巧取胜”的军事智慧精神不谋而合，同时结合敌后游击、群众作战的特点，为抗战胜利做出贡献。
　　“地道战”的战术演变正是中国古人因地制宜、以智取胜的军事智慧的生动缩影。

□张悦

编辑：马云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