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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村落文化干预︱山西铜炉古村:“触网”后的复兴

时间:2016-09-18 10:14 来源:中国文化报 进入论坛 手机读报 我要评论 A+ A-

  9月13日,山西省盂县铜炉村村委会大院迎来了一群扛着摄像机的人,他们是专程为古村老建筑拍摄纪录片的志愿者团队。村支书邢旭宁、村长王建国和一些村干部在村委会大院忙碌着,村子的戏台前也聚集了不少村民。对于王建国来说,这段时间经常出入铜炉村的北京、山西及各地的志愿者,早已不是新鲜事儿。前段时间,北京乡村文化保护与发展志愿者协会和《社会与公益》杂志社联合发起的“铜炉扶贫工作营”,在间断地完成了3期的调研和工作营活动后,才刚刚离开。他们不仅为铜炉村带来了人气,还带来了一些新的理念和帮助。

  今年开春以来,深居盂县的铜炉村突然名声大噪,吸引来了不少外地人和志愿者,这些人不仅让日久失修的古戏楼重放光彩,还带来了专注于传统农产品的互联网电商。为何他们不约而同地看上了铜炉村这个地方,故事要从京城徒步团队的一次活动说起。

  一次徒步,

  让古乡村第一次“触网”

  王小帮的“自然种植法”试验田项目和古迹保护行动都才刚开始,改善进度虽然慢,但是村落正变得越来越好。

  “丫角山乃高岭支山,上有铜炉寨,昔出铜矿。”清光绪七年版《盂县县志》有这样的记载。村里流传着这样的说法:山以炼铜得名,人们居住的村子和这一道山沟,也被称为“铜炉”。

  铜炉村现为盂县的行政村之一,在王建国的记忆中,十几年前村里还有400多常住人口。后来古村随着村民走向城镇而渐渐沉寂,现在的1300多亩耕地,由村里常住的165人耕种。

  因为古村的老屋大都是石头堆砌而成的窑洞型建筑,因年久失修不利于居住,村民盖新房子都以古门楼为界,盖在了村西边。未受到人为破坏的铜炉村古建筑群因此得以完整保留,这些被人冷落的古朴石头房屋默默地立在山头,等待着人来揭开它的面纱。

  2016年2月,途信(北京)文化科技有限责任公司负责人付宜宾,受老同学——铜炉村驻村干部邢旭宁的邀请,带领一批徒步爱好者来到了这个美丽的乡村。在感受秀美景色之余,团队中的每个人都有不同的收获。对于队伍中的淘宝农产品电商王小帮来说,铜炉是一块宝地。

  在品尝了当地的小米和玉米之后,在微信朋友圈里,王小帮发了这样一句话:“徒步盂县铜炉村:发现非常好的小米、核桃……”

  邢旭宁说,在那之后的两个月时间里,王小帮先后多次回到铜炉村,每次都来跟村里的老人探讨杂粮的种植技巧,然而村里老人除了按部就班地“春种秋收”,很难讲出杂粮种植的不同。4月的一天,王小帮决定,用自己的行动来试验老人们口中的传统耕种之法。

  随后,王小帮在河岸边租下了50多亩耕地,并设法找来非转基因的玉米、杂粮、豆种等,还雇了一些村民,春天用驴深耕,亲手播种,不施化肥、不打农药、不用任何除草剂,田中的杂草只用手工摘除或者踩倒。根据自然规律收拾田地,如今等到收获的季节,试验田中的玉米不仅比旁边地里现代机械种植的玉米果实长得饱满,而且好吃得多。

  实验也并非一帆风顺。绿豆在几次大雨之后收获欠佳,但这次实验让他对“自然种植法”的理论更有信心。目前绿豆果实还没有完全收获,但网络平台上的订单已陆续到来。

  “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大家对入口的食物越来越重视。这也是8年来我的电商生意越做越好的内在动因。”王小帮正是看到了绿色食品的巨大需求,他认为,如果能把这样的试验田在铜炉村推广开来,将这样的理念传播给更多的村民,让他们也都用同样的标准种植农产品,“这样,我就可以跟村民建立合作模式,整体打包收购产品,整个产品的销售渠道也由我来搭建。如果绿色农产品的收入能够维持他们的生活,就会有更多的村民返回到村里,真正扎根在自己的家乡。”王小帮说。

  其实,铜炉村所在铜炉沟,沿乌河支流自上而下还有郑沟、上卜头2个村。地名志记载显示:“上卜头往上游,山坡树木茂盛,曾是国营山林;往下游坡梁多草,宜林宜牧。”因为壮劳力日渐减少,杂粮、核桃的种植逐渐被人们忽视,如核桃作为当地乡村的特产,由于疏于打理逐年减产。近年来,附近乡村开始改变传统观念,寻求新的发展路径。铜炉村在林业部门的帮助下种植了近800亩核桃林,并采用矮化、剪枝等技术提高产量。目前,村里的核桃林已初步具备采摘观光条件。

  一寺一寨一戏台,

  古建筑在保护中复现光彩

  王小帮的“自然种植法”试验田项目和古迹保护行动都才刚开始,改善进度虽然慢,但是村落正变得越来越好。

  铜炉村的小米、核桃吸引了王小帮,铜炉的古建筑更招来了接踵而至的客人。

  铜炉村里,有一座阳泉市市级文物保护单位——号称“小五台”的文殊寺,寺内有明代残经幢1个、清代石碑6座,根据上面的文字记载,这个祠庙明代嘉靖十四年(1535年)就已经存在,现存为清代遗构,以往每年都会举行法会。但因年久逐渐破败不堪,早已荒废。

  北京交通大学建筑与艺术学院博士、传统民居专家潘曦等人在7月作为志愿者参加了第一期铜炉扶贫工作营。在他看来,“从文殊寺主体构架来说,年代或许比明代还早,而且寺前的两棵柏树从相貌上来说也有千年之久。”

  除了有两处有文字记载的古迹,村里还有尚无文字记载的铜炉寨遗址、古戏台。而在山坡上以“之”字形连接着各户人家的石砌道路,被一些游客称为“小布达拉宫”。在村子最高处的一处民宅里,有砖石雕刻的照壁,壁上奔鹿、花鸟、祥云依然完整保存,檐下8个小字“望山听泉、万福临门”清晰可见。

  “这么富有历史文化韵味的村子没人保护,慢慢就会失落,我们的子孙也就看不到了,所以必须现在就保护起来,一代代传承。”志愿者潘孝廉说。

  然而7月连日的降雨,使得铜炉村文殊寺主殿右侧的佛像架顶部已经塌了下来。而1个月前,架子还是好好的。由于技术和资金的限制,村民和志愿者对文殊寺的修缮工作只能做到用防水布将屋顶盖住,以防再次降雨造成更严重的损毁。

  北京乡村文化保护与发展志愿者协会执行秘书长王树和说:“40多位村民先后参与了清理寺院的行动:将坍塌下来的砖瓦、木料分门别类码放整齐,给院落除草,加盖防水布。村民一旦被激发起来,他们内心的集体意识和文化自觉会自然而然地展现。”

  据王建国介绍,寺庙和院前的两棵古树都曾有铜制的文物标示牌,但由于看护不到位,牌子全部遗失了。在村民真正意识到保护古寺庙的重要性之前,大家所采取的保护措施十分简陋:为了防盗,把贵重的文物如石碑带回自己家保管。而现在,也到了物归原主的时候了。

  近年来,随着城镇化进程的加速推进,民间信仰作为根植于乡土社会空间中的神人关系,在城镇化对空间的重新安排中,受到了很大影响,随着人口的流失、村庄的消亡,民间信仰的沉寂也是在所难免。然而一旦有了复兴的契机,民间信仰便像那一点燎原的星火,熊熊燃烧、愈演愈烈。

  铜炉村的古戏台边,一棵碗口粗的国槐亭亭而立,它的边上有一小石碑,上书:槐儿诞生,落款:二〇〇四年。据村里的一位老人介绍,这里原有一株数人才能环抱的古槐,因年久中空,在2004年的一次大风中被吹倒、落入村前的沟中,不久后,一棵小槐从古槐根部茁壮而生。为纪念古槐的新生,村民们立碑以记。如今,古槐的躯干依然静静地躺卧在崖下的杂草丛中,“槐儿”已如碗口般粗细。

  独乐不如众乐,

  古村落保护需要村民的共识

  王小帮的“自然种植法”试验田项目和古迹保护行动都才刚开始,改善进度虽然慢,但是村落正变得越来越好。

  “铜炉村和中国很多村庄表现出来的问题基本一致,空心化、传统信仰缺失,交通通讯也不是很便利。最重要的还是如何让生活在这里的村民对古村落保护形成共识。”王树和说。

  如今,当地政府下派村里扶贫的第一书记邢旭宁已驻村近一年,他最大的希望就是从各个方面帮扶铜炉、建设铜炉,然而,他所面临的困难难以想象。在7月初的一次铜炉村党员代表大会上,志愿者看到,村里12名党员平均年龄66岁,文化程度整体偏低,曾经的初心也难以坚守。

  对于铜炉村接下来的保护和开发,原本营造建筑事务所设计师唐涌认为,重点在于对村落的整体保护与利用规划,以保护村落环境、典型建筑、文化结构为基础,以村民为主体,村委为核心,保护优先、合理利用、多方参与、惠益共享。

  利用的前提在于对村落独特价值的深入挖掘。对此,唐涌建议村里成立新型股份制合作社,与市场经济及需求接轨,让每户愿意参与的村民都入股,未来无论发展旅游业还是发展农业,应该让村民们都受益。“村庄的未来在于融入丰富的大世界,但同时保留自身独特的小世界。”唐涌说。

  唐涌曾参与过陕西佳县泥河沟村的文化干预,对比之下,他认为两个村落各有千秋,铜炉村的遗产品牌独特性及黄河景观优势不如泥河沟,但建筑聚落完整性更好,尤其村委会很给力。他表示,很多项目的展开都是整合资源、从无到有的过程,村委会的支持非常重要。目前,铜炉村的改善有了初步的进展,但还谈不上是巨大的变化,有很多项目还在试验阶段。

  在村委会和志愿者行动的号召下,村民也开始参与到修复活动中,干体力活也很热情。“但是培养村民保护意识比较难,因为这对村民改善生活没有实质性的帮助,这是一个漫长的工作。”王树和说。

  在志愿者欧阳水灵看来,“目前村落改善的进度虽然慢,但是一定会越来越好。”对于外来的帮助和需求,村民们都保持了原始的友善。欧阳水灵举了一个例子:从北京来的非遗专家,到村里了解非遗项目和手工技艺等,村民们都非常热情和积极,虽然交流起来略有障碍,但是村民都争相叙说自己知道的故事。

  作为活动的发起人和全程参与者,身为山西人的付宜宾希望在保持铜炉村原始面貌的基础上尽量发展经济。在他看来,只有政府和村民都认识到保护古村的重要性,努力结合当地特色适度开发旅游资源,发展特色农产品项目,让村民一同参与,最终才能达到古村活态保护和利用效果。

  保护好乡村的价值究竟在哪儿?北京工业大学副教授、中国传统村落保护发展专家工作组秘书李华东看来,乡村最重要、最核心的价值是其文化价值。从晏阳初再到梁漱溟,中国乡村建设的努力已经持续了近百年,乡村的面貌也获得了巨大的改变。“乡村建设最根本、最基础的任务,是文化建设。如果不注重对乡村文化价值的追求,乡村建设就缺乏核心的支撑,‘发展’就会成为没有内涵的、单纯物质欲望的满足,反而会给乡村的进步形成严重的阻滞。”李华东说。

( 责任编辑:张清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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