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扶贫开发立法

时间:2018年01月02日 05:30 来源:山西新闻网--山西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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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王铎

    

    编者按:省人大常委会2017年12月21日召开新闻发布会上宣布,《山西省农村扶贫开发条例》(下称《条例》)经审议获得通过,对扶贫对象、扶贫措施、资金和项目、监督与考核、法律责任等做出明确规定,自2018年1月1日起施行。这标志着,我省扶贫开发制度从此有了硬杠杆,扶贫工作也由此走上了法制化轨道。
    首先是依法保证“该扶谁”,对骗取扶贫对象资格和扶贫开发资金及物资、未按照规定实施农村扶贫开发项目等行为,要责令改正,追回款物。其次是依法确立“谁来扶”,将保证扶贫主管和协助部门各司其职,协调运转,共同发力。三是依法规定“怎么扶”,保证资金专款专用、扶贫按图施工、脱贫真实有效。对违反者,要限期改正,执纪问责,依法追责。
    总之,《条例》为全省上下打赢这场输不起的脱贫攻坚战保驾护航,营造了良好的法治环境,提供了坚强的法律保障。为了使其更加深入人心,更受各方重视,更好发挥作用,我们专门约稿,请有关人士谈看法、说感受、提建议,希望大家能够从中受到启发,进一步加深对《条例》的理解和认识,推动对《条例》的学习和贯彻。

让扶贫政策法制化

    新年伊始,《山西省农村扶贫开发条例》(下称《条例》)正式生效。这一地方性立法标志着,山西落实中央扶贫政策的脚步又迈出关键一步,目的就是要使扶贫的目标、步骤和程序更精准更到位,使全省扶贫工作全面步入法制轨道。
    《条例》规定了全省各级各方分别承担的具体职责,意味着山西省的扶贫工作正式进入党委领导,政府主导,群众主体,法治保障的新的扶贫格局。
    首先是阐明了扶贫的概念、扶贫的对象,以及精准脱贫的基本方略,对扶贫对象制定了识别认定原则,让基层人员在工作时有规矩可循,在衡量扶贫对象时有了一把明确的尺子,将有效杜绝某些不够扶贫标准的人员滥用、占用扶贫指标和财物。
    其次是在扶贫措施里提出了非常具体的扶贫办法,如光伏产业扶贫、乡村旅游扶贫、电商扶贫、易地搬迁、生态建设、金融扶贫、资产收益扶贫、教育扶贫、职业技能培训、科技扶贫、文化信息扶贫、健康扶贫等,都是非常实际而又接地气的操作方案。
    三是在社会扶贫项目里规定了定点扶贫,社会参与,扶贫公益。鼓励组建扶贫志愿者队伍、扶贫志愿者网络和服务体系,探索发展公益扶贫。倡导鼓励更多的民众投身于扶贫事业,也是今后的一大趋势,可以让被扶贫对象感受到更多来自人民群众的温暖。如定襄县实验二小一年级学生郝敖敖近日就把自己穿过的衣服、用过的玩具等捐赠给了五台县柏板村贫困家庭的孩子。
    四是确定了扶贫对象的识别和退出程序,建立新型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制定贫困地区人才激励政策和人才培养计划等各项措施。
    五是规定了法律措施,对于采取弄虚作假等不正当手段获取扶贫对象资格和农村扶贫开发资金的,将由主管部门责令改正,追回扶贫资金和物资。对未按照规定使用农村扶贫开发资金,实施农村扶贫开发项目的,滞留、截留、侵占、挪用和贪污农村扶贫开发资金的,在农村扶贫开发工作中搞虚假脱贫的,以及其他滥用职权,玩忽职守,循私舞弊的行为,将由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所有这些,必将使山西扶贫工作开展得更扎实和高效,为脱贫攻坚点亮明灯,保驾护航。

郝劲松


扶贫立法恰逢其时

    “主大计者,必执简以御繁。”在坚决打赢扶贫攻坚战的进程中,为扶贫开发立法,将扶贫工作纳入法制化轨道,是在千头万绪中提纲挈领,牵住了工作的牛鼻子。《山西省农村扶贫开发条例》的施行恰逢其时,为我省脱贫攻坚的规范化提供了法治保障。
    据统计,目前我国已经有福建、河北等近20个省份出台了地方性扶贫开发条例。而十八大以来,中央和国家机关各部门出台围绕扶贫的政策文件或实施方案多达200余个,这些地方条例和中央政策一起构建了强有力的扶贫政策体系。可以说,前所未有地加大了扶贫力度,前所未有地集中了公共资源,前所未有地动员了广泛的社会力量。在这么多“前所未有”面前,“加快扶贫立法,使扶贫工作尽快走上法制化轨道”也成为题中之意。此次,山西为扶贫开发制定条例,正是全国大扶贫的形势所需。
    自2016年下半年以来,省委、省政府把脱贫攻坚作为第一民生工程,打出了一套组合拳,提出:“打不赢脱贫攻坚战,就对不起这块红色的土地。”目前,我省还有144万贫困人口、5633个贫困村,扶贫重点和难点,已经转移到深度贫困地区,这意味着要向深度贫困这个最后的“堡垒”开战。时间更紧,任务更重,在如此严峻的形势下,为扶贫立法,扶持谁?谁来扶?怎么扶?资金怎么运用?干部怎么考核?由7章40条组成的扶贫开发条例可谓雪中送炭,给予了明确规定。这就意味着浩繁的工作从此有章可循,意味着扶贫有了法律的准绳,制度的笼子,意味着山西的扶贫开发走向了法治化、规范化、系统化。
    有法可依是前提,把对法治的尊崇、对法律的敬畏转化成日常的思维方式和行为准则,才能最大程度发挥立法的功效。具体实施中,能不能严格按照条例的职能划分,减少各种形式主义,为扶贫干部减负?能不能按照规定,对扶贫资金使用和项目实施进行严格审计和监督检查?能不能按照规定,在扶贫对象的识别和退出中,真正做到公开、公正、透明?这是对执法的考验。
    脱贫攻坚,正在举全社会之力,为这项艰巨的事业保好驾护好航,为干部群众树立脱贫致富的信心,是扶贫立法的使命,同时,这项立法也需要在实践中不断被检验和完善。

陈力方


法的灵魂在于执行

    2017年12月21日,山西省人大常委会颁布《山西省农村扶贫开发条例》(下称《条例》),对于笔者这样的扶贫干部,应该抚额称庆。该《条例》对扶贫对象、扶贫措施、资金和项目等做出了明确规定。《条例》既出,便意味着今后的扶贫工作有法可依,法的灵魂,在于执行。
    “法”的制定,在于其符合实际,具有可操作性。我一直认为“法”就是要“以人为本”,让扶贫队员看到“法”,就知道自己该干什么,不该干什么;乡村干部看到“法”,就明白自己的哪些行为可能踩到红线;农户看到“法”,就知道自己符不符合贫困户标准,干部行为合法不合法;政府部门看到法,就知道哪些是自己的职责,哪些是其他部门的职责。细读《条例》,有些条款还不够细化,比如未能够对各级人员职责和行为进行明确,还比如“扶贫对象应当提高自我发展能力”这样的阐述有些笼统。
    “法”的制定,在于其执行的科学性。在扶贫过程中,我们经常遇到上级给下级出难题,这种难题不是故意为之,而是无心之举,比如按照相关规定,2018年开始,建档立卡贫困户免交医保费用,一人就是180元,五口之家一年就是900元。而对于有着“不患寡而患不均”深厚思想的中国社会,建档立卡贫困户免交医保费用的后果,就是非贫困户的医保费也难以收齐。笔者建议,与其一概免之,还不如先交后退,或者设立单独的贫困户医保基金,用以补差。这样不单能扭转基层“不以贫困为耻”的不良风气,也更利于政策执行。《条例》对于类似这样的问题,并未提及,只是要求“落实建档立卡贫困人口医疗保障帮扶制度”。
    “法”的制定,在于权利义务成比例。如果干了错事,比如挪用、套取扶贫资金,这自然有党纪国法处理,自不必多说。但统观整个《条例》,都是要求扶贫干部做好工作,履行好义务。如果能有奖励措施,奖优罚惰明确,会更有利于培养一批扑下身子、积极进取的扶贫干部。
    当然,罗马非一日建成,《条例》具有概括性和原则性的特点,要等各职能部门出台更加具体的实施细则,站在2018新年的面前,我们只有两年的时间,需要快马加鞭啊。

王继侠

(责任编辑:李晋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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