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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夏五千年山西移民史

时间:2014年02月26日 03:30 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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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民史专家葛剑雄曾说过,历史是人创造的,是人口在时间和空间中活动的结果。文化是以人为载体的,主要靠人口的流动来传播和发展。从这一意义上说,移民是人类历史上最重要的活动。“没有移民,就没有中华民族,就没有中国疆域,就没有中国文化,就没有中国历史”。


具体到山西,自古以来它都是重要的移民输出地,同时也接受了大量的外来移民。可以说,若是忽视山西移民,则中国移民史就缺少了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之所以如此,原因是多方面的。


从文化上看,作为华夏文明之光升起之地,作为上古圣王尧舜禹建都之所,作为诸子百家法家和兵家之渊薮,作为盛唐五代龙飞之潜源,作为元代杂剧明代小说播散之舞台,作为晋商汇通天下之基壤,山西一直都是中国北方的一个文化重镇和中心,在不同的历史时期,都属于全国最发达之列。先进的文化天然地会辐射和影响周边的区域,而如葛剑雄先生所说,文化的传播和交流有赖于人口的流动。


从地理上说,历来史家都盛赞山西的地理形势,最有代表性的如顾祖禹所说,“山西之形势,最为完固……其东,则太行为之屏障,其西,则大河为之襟带,于北,则大漠、阴山为之外蔽,而勾注、雁门为之内险,于南则首阳、底柱、析城、王屋诸山,滨河而错峙,又南则孟津、潼关,皆吾门户也”,尽得地利,这使得山西即使在分裂和战乱时期,也能保证相当的安定程度,成为难民的庇护之地,经济社会依然有所发展。等到战乱平息,又成为国中少有的能输出人口的地区。


另外,山西还处于中国农耕区域和游牧区域的分界线上,胡汉民族融合贯穿于整个中国历史,北方草原上大量的少数民族、外来民族内迁,山西都是其归宿,我们所熟知的狄戎、匈奴、羌、鲜卑、突厥、沙陀、契丹、女真、蒙古等族,在山西早已经与汉民族融为一体。而汉民族的外迁,如清中叶后的走西口,山西亦是其重要孔道。


正因为如此,移民,在山西历史上可以说无时不在发生,限于篇幅,只能拣选历史上规模、影响较大的几次,稍作介绍,以便让读者对山西移民历史有个大概的了解。


早期晋国:第一次向外移民


早期晋国疆域的开拓,从晋南一隅而至晋东南、晋中、晋北,华夏族民与狄、戎等融合,渐渐遍布整个山西地区,一直到秦国商鞅变法,其中一项政策是“徕民”,徕,招揽。即招揽他国人口参与秦国的开发建设,对象主要就是“三晋之民”,这可以看作是在官方主导下,第一次山西向外移民。而移民政策能够实施的原因以及期盼的结果,和后世如明初并无二致,一者三晋地狭人稠,二来去别的地方耕耘。“(商)鞅以三晋地狭人贫,秦地广人寡,故草不尽垦,地利不尽出,于是诱三晋之人,利其田宅,复三代无知兵事,而务本于内,而使秦人应敌于外”——即晋人负责种田,秦人负责打仗。


毋庸讳言,人口个别的迁徙,虽然也能称之为移民,且时有发生,但只有战争才会使大规模的移民成为可能。因为战争使得人口大量减少,土地大量抛荒,政府才会在它的统治区域内,做统一的人口资源调配,且只有在这时候,百姓因生活所迫,或躲避战乱,或寻觅乐土,才会置安土重迁这样的文化传统于不顾,走上移民之路。几乎可以这么说,每次大战的爆发,就是移民事件的先声。


秦汉魏晋:山西民户南渡


秦汉魏晋之时,作为胡汉交界之地,草原游牧民族向山西的内迁,是山西移民史上的主流,且不同于其他时期,是在中原政权允许之下才进行的移民,所以虽然缓慢,但影响却深远。


魏晋之时中原板荡,三国征战之后是八王之乱,八王之乱引发五胡乱华,山西地区作为当时北方少数民族最集中之地,受害尤其严重。永嘉丧乱,山西是最早的发源地之一,之后“衣冠南渡”,这一中国历史上汉族人口第一次南迁,山西人也是最早的参与者。


那时候,外迁的山西人组成了流民团体,最著名的一个叫“乞活”——闻名知意,“祈祷能活下去”,显现着多少无奈,多少凄凉。据史料记载,号为乞活的流民团体在10万人左右,多为并州人,流散各处。在整个北方流民潮中,已故历史学家周一良评价说“流民之中团结最坚、活动区域最广、历时最久”。


南渡之后的山西民户,东晋政权设置了许多侨县来安置,《晋书·地理志》中说,“以河东人南寓者,于汉武陵县孱陵县界上明地侨立河东郡,统安邑、闻喜、永安、临汾、弘农、谯、松滋、大戚八县,并寄居焉”,“上党百姓南渡,侨立上党郡为四县,寄居芜湖”。谭其骧先生曾统计过这些侨县,计有十数个之多。


东晋政权 (以及之后的宋齐梁陈)本来就是在北方侨姓士族和南方土著士族共同支持下建立起来的,在这些侨姓士族中,太原王氏、河东卫氏、裴氏、中都(平遥)孙氏、祁县温氏、介休郭氏等屡世有人,在朝为第一等的重臣,在野为第一流的名士,著名人物如王家的王述、王坦之,卫氏的卫璪、卫玠,裴氏的裴頠、裴封之、孙氏的孙统、孙绰,温氏的温峤,郭氏的郭泰等等。


虽然在正史上,唯有士族的人才能留下名字,但不可忘记的是,没有众多普通的百姓默默耕耘,在魏晋之前被称为蛮荒之地的江左之地就不会得到开发,也不会为以后成为中国鱼米之仓奠定基础。


基本上在同一时期,鲜卑族建立的北魏政权,定都于平城,即今大同市。为了控制这片广袤的疆域,北魏统治者重要的举措就是向大同地区移民。正史记载,“徙山东(河北地区)六州民吏及徒何、高丽杂夷三十六万,百工伎巧十余万口以充京师”,更在历次的对外战争中捋掠人口,学者计算,这两类移民总数当在百万之上。如此众多的人口充实到大同地区,很快让北魏的国都成为一座雄城。不过,在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时,率领文武官员及军民百姓近百万移往洛阳及河北其它地区,让平城很快衰落下去。


隋唐:突厥留下“河东九姓”


到隋唐时,中国历史上一个漫长的分裂时期宣告结束,中原王朝的强盛,有效地消弭了边患,在唐朝时,甚至让北部、东北部的少数民族成为边疆的保卫者。


既然当朝的统治者有四海一家的胸襟,那么民族间的融合就更加深入广泛。唐太宗李世民登基的第三年,户部上奏说,“中国人自塞外来归及突厥前后内附、开四夷为州县者,男女一百二十余万口”。这一百二十多万,自然不可能全在山西,但以山西的地理条件,势必会接纳许多。如在唐玄宗李隆基在位时,突厥首领阿布思率领九个部落南下,进入山西,转变为“河东九姓”。


唐末五代:非典型“从龙”移民


唐末五代,天下动荡,相对长安的饱受战乱,山西地区尚算安定,所以官员百姓纷纷来此避难,所谓“衣冠多逃难汾、晋间”。


这一时期,山西也有向外移民的情况,但情况至为特殊。五代十国中后蜀的建立者孟知祥,原为后唐太原尹。后来出任剑南西川节度副大使,几年后就在成都称帝。他出征西川时,率领着许多山西籍官兵,这些人成了后蜀的中坚人物,他们的家眷亲族也入川定居,成为山西移民史上非典型的“从龙”移民。


北宋:大批人迁往河南湖北


北宋结束了五代十国的混乱,形成了和辽对峙的局面。在攻伐北汉前后,将大批山西民户迁往河南、湖北等地,持续了二十多年,人口二十五万以上,客观上起到了恢复那些地区经济的作用,但其主观意图,却是为了削弱北汉政权,消弭反抗力量,河东地区,也是经年战乱,并不具备大规模向外移民的条件,由此并州地区人口更加稀少,农业更加凋敝,百年后都没能恢复到隋唐时的水平,也是后来北宋政权边疆不稳的一个重要原因。权衡利弊,不得不说,历来由官方主导下的移民运动,北宋政权的这一次,可算得不偿失。


金元:北方游牧民族又来了


金元时期,北方的游牧民族又一次南下,但社会大动荡之后,山西往往恢复较快,这是因为山西士民在北宋末、金末南逃之后,又呈现回流趋势,学者安介生说,“(金末‘贞佑难渡’之后),大批山西平民并没有迫切地外迁避祸,显示出他们抵御政治动乱的顽强精神与能力”。


明朝:政府主导大移民


元朝灭亡后,明政府为恢复全国的经济社会,主导了又一次移民。这一次移民,在移民历史上,人数最多,范围最广,次数最频繁,种类最复杂,知名度也最高。因为出发及集散地有许多次是在临汾市洪洞县,所以“问我老家来何处,山西洪洞大槐树”,成为现在大多数中国人都耳熟能详的一句俗谚。


这次大移民,从明朝洪武年间一直持续到永乐年间,前期是为消弭内患而进行的军事性移民,后期才是为消除地区间人口不平衡的垦荒性移民,其中亦有为避免元朝残余势力与百姓勾连反抗,以及永乐年间将犯罪者及其家属迁往人口稀少之处的流放性质的移民。后世学者统计,明初的大移民,持续半个多世纪,有史可考的大规模移民就有十七次,迁往河南、河北、山东、安徽、江苏等十一省227个县,人口在一百万以上,截至如今,“洪洞大槐树”移民后裔已在2亿人以上,“有中国人的地方,就有大槐树移民后裔”,并非是夸张之语。


明朝中叶,山西遭遇罕见自然灾害,持续时间长,涉及范围极广,遍及晋南、晋东南、晋中以及晋北这些素来人口稠密的地方,农作物绝收,官府救灾不力,由此出现了持续了几十年的流民潮,人数保守估计也在数百万左右。这些流民,方向大多是往湖北,史称“荆襄流民”,明政府最开始采用驱赶回乡政策,除了造成流民大量死亡之外,起不到任何作用,被迫寄籍安置。不过,事实上,明中叶以后,自然灾害从未停止,流民潮当然绵延不绝,最终明王朝的灭亡,与流民有莫大的关系。


明清时期:出现商业性移民


在明清时期,随着晋商的兴起,一种新的移民潮也出现了,那就是商业性移民。晋商的生意做到了南至福建台湾,北至外蒙俄罗斯,于是山西人的脚步也遍布了东亚东北亚。据统计,有清一代,出外经商谋生的山西人有1300万人之巨,即使十分之一最终留在了外地,也是个庞大的数字。“哥哥你走西口,妹妹我实在难留”的歌唱了一代又一代。因为这些商业移民的努力,创造了晋商的辉煌,同时因为减少了依赖于农业的人口,缓和了山西“地窄人稠”的矛盾,所以,清代并没有出现像明代那样严重的流民问题。


新中国成立前:“南下干部”


进入20世纪,新中国成立前,山西移民出现了一个新的群体,“南下干部”。那时,党中央提出有计划地训练大批能够管理军事、政治、经济、党务、文化教育等工作的干部,承担接管新解放区的任务。从1948年11月到1949年6月,山西各解放区南下的区级以上干部达1万余名,连同随军南下的干部,及后来由部队转业到各地的干部在内,山西支援各地的干部在两万名以上。这两万多名干部南下后,在接管政权、剿匪反霸、土地改革、民主建政以及全国解放后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不仅有力地支援了新解放区的开创事业,而且为新中国成立后各地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立下了汗马功劳,同样,也为山西移民史书写下新的篇章。


本报记者 李遇

(责任编辑:李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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