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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该如何扛起文学大省的旗帜?——传记作家陈为人学术研讨会侧记

时间:2018年02月06日 03:07 来源:山西新闻网--三晋都市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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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家陈为人学术研讨会现场。

《新文学史料》主编郭娟

评论家汪兆骞

中外传记文学研究会会长赵白生

作家陈为人

    

    传记文学作家、文化学者陈为人,退休之后笔耕不辍,佳作频出,被称为“陈为人现象”,也构成了评论家眼里山西作家群体的“晚年变法”。1月30日,在全省上下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大背景下,为进一步弘扬山西历史文化,挖掘文学价值,服务文旅大省建设,山西省作协在太原召开陈为人近作学术研讨会。研讨会由省作协副主席杨占平主持,党组副书记罗向东致欢迎词,专职副主席张锐锋介绍陈为人学术经历及创作成就。
    会上,省内外50余位学者、评论家、作家齐聚一堂,分析山西文学和文化现象,有针对性地对陈为人的创作成果进行了研讨。
    陈为人,上世纪70年代初以小说写作步入文坛。因发表中篇小说《老中医和他的女婿》《新松恨不高千尺》等,被称为“新时期文坛后起之秀”。曾担任山西省青年作家协会常务副主席、山西省作协党组成员、秘书长。之后二十年时间,几近封笔。2001年底,他提前退休,回归写作,一发而不可收。先是复归小说写作,继而,2002年在《黄河》杂志发表《唐达成三周年祭》,引发巨大反响。
    退休十余年来,陈为人共出版图书二十余种,包括人物传记《插错“搭子”的一张牌——重新解读赵树理》《马烽无刺——回眸中国文坛的一个视角》《让思想冲破牢笼——胡正晚年的超越与局限》《山西文坛的十张脸谱》《兼爱者——墨子传》《柳宗元传》等,散文随笔《走马黄河之河图晋书》《中国历代改革家的命运与反思》《话说红颜》《歪批诸子》等,备受文学界瞩目。
    座谈会上,与会人员还就山西文学如何跨越原有创作高度,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山西作家群体如何进入新的创作爆发期,再掀高峰,尤其对传记文学、报告文学这一文学体裁进行全面创新,大家以陈为人创作经验为范本,进行了深入细致的讨论,也提出了对未来的期许。
    本报现摘录部分发言,以飨读者。

    汪兆骞(原《当代》杂志副主编、评论家):陈为人这些年的著述告诉我们,历史应该真实地看待。我们总说文学的生命是真实,陈为人的作品写历史,还原为真实,也写出了文化人的人格。对传主,他有着高不见顶的把握,有文学理论的高度统摄,比如他对马烽作品有深入的研究,从作品中找到了文学的温度,然后又体察到作品中的那种复杂,这样来写人物,就容易把人物写透。脱离作品来写人物,一定写不好。他能够在剖析作品和剖析作家时,把握现实,把表象之下涌动的东西交代清楚,对历史有明朗的期待。
    赵白生(北京大学博导、中外传记文学研究会会长):在我看来,陈为人的创作有三个特点,一是扎根山西,放眼世界。他为什么写外国人?一个很重要的目的,就是为了中西参照,他要把中国人特别是把山西人写透,把山西人放到世界里面来参照。一个传记作家需要成长,需要标杆,需要参照系。第二个特点是古今穿越。在《墨子传》里,他把2007年的一个电影《墨攻》,刘德华、范冰冰演的批评了一通,把关于墨子的电视剧也放在里面引用,又把鲁迅的东西放进去,把电影、电视剧和鲁迅的小说进行兼容,这是一个技术活。第三个特点,如果山西有“传记文学特殊贡献奖”,我想一定会颁给陈为人,因为他对文学有一种使命感。
    郭娟(人民文学出版社编审、《新文学史料》主编):看陈为人的书,给我一个很深的印象,就是他对史料的处置。首先是一种创作自觉,摒弃一切顾虑,哪怕发表不出来,这个境界是很高的,是有情怀的。第二,传记作家,有些史料的当代性决定了它的敏感性,比如纷繁复杂的人事纠葛,这些是不能回避的。陈为人回避了“作品论”,抓住了“作家论”,这是他的独门绝活,特别是他写唐达成、赵树理,他敢于直面,将内情撕开给大家看,这是他作品的最大贡献。
    周宗奇(作家):陈为人写唐达成,涉及到一个非常好的题材,是体制里面第一个活标本的一个切面。从文学角度讲,通过陈为人文学的笔,把我们作家体制、体制作家进行了解剖,唐达成的经历和青年时期的挫折,他后来在体制里面比较高层的方位,很有代表性、典型性。
    蔡润田(评论家):陈为人的《歪批诸子》与《话说红颜》两册,有以下几个特点:第一,求新求异,规避平庸。为人思虑精审,睿智。具有独立审视、绝不盲从的怀疑精神。不做人云亦云的文章。即便是老话题,也是寻常题材,别样视角;第二,选题、命意的高远,爬梳、论述的细致。既能宏观、横向地把握、比较,又能微观、纵深地开掘、钻研;第三,涉猎广泛,融合中西。为人视域开阔,思想敏锐。不仅对中国经传诸子、文化名人有所研阅,在写作中惯做横向的比较研究。为人写小说,写传记,学术文章、文化著作,也讲究起承转合、史论加巧构,写得有滋有味。这对出版发行是大有裨益的。
    韩石山(作家):我觉得对陈为人的研究,应该分两个层面,一个是写作的层面,在写作层面上的成功,我觉得已经不需要说了,因为不到十年之间,他写了大概十多部的作品,而且几乎每一部都有相当的反响,这是很不容易的;再一个,他作品的题材,还有他的语言都有风格,我要说的是,他作品的格局大。比如他为唐达成写传记。格局大不光是胸襟,也不光是眼光,更重要的是一种品质,所以陈为人在一开始就显示出了非凡的气势。
    段崇轩(评论家):从题材来说,还有思想倾向、文体方面,我做了一个概括,多样化、有趣味的题材,思想指向上是精英思想体系。为什么他的很多书要被删去很多东西?就是因为这些东西带有精英意识,和现有的意识形态不协调。另一个就是叙事语言,他的叙事语言很好读,感性的东西很多,但同时又是抒情的。
    哲夫(作家):陈为人一路走来,当过工人、小说家、编辑、官员,还经过商,人生阅历非常丰富。中断文学创作几十年,从小说回归到纪实,以小说笔法写纪实文学,文字是很生动的,这是他之所以成功的原因之一。其次,他阅读了大量的书,善于思考问题,于是他选择了更接地气更直面社会的纪实文学,这是需要勇气的。之三,他的逆生长,厚积厚发,把朝霞和晚霞完全混淆,只留下了同样的灿烂。
    赵瑜(省作协副主席):从写唐达成开始,一直到赵树理、马老、宗奇兄,也包括我,这几位传主都在同一个单位,也就是中国作协山西分会体系。为人兄这样的人物传记系列,足以让我们重新认识自身所处的体制,这体制不是像有些朋友说的那么简单,退出来得了,或者说既然体制如此糟糕,那你们干吗还在体制里面混呢?我们的文化体制、文学体制无法脱离整个社会和整个时代。所以为人兄的这个系列,可以说为我们半个多世纪以来的政治文化体制留下了足可参考的历史文本,而且站在一个知识分子的立场,站在一个求真务实的立场去书写,给人们以足够的思考空间,这是居功至伟的。从事纪实文学创作的坚守与艰辛,是从事其他文体创作的作家难以体味的。
    潞潞(省作协副主席):他有一些山水散文,太行山和黄河,通过一山一水来挖掘这个民族集体的无意识。他在20世纪70年代末读到了欧洲史,他写协和广场,不是写协和广场的鸽子,写凯旋门也不是在写凯旋门,而是在写法国大革命,于是他在自己的文章中思考着中国的革命。他的文笔非常流畅,他的叙事能力也是很强的,他不放过任何机会,他在书中谈他的思考,某种情况下,他更像一位思想家。
    葛水平(省作协副主席):陈为人是一位诚实的写作者,他用诚实和真诚来和社会交流。传记写作,是汉语文学中一种最易写难为、最难自成一格又最容易写俗的文学样式。一个人愿意把自己一生的秘密交由他保管,首先是对作者人格的信任,其次是对作者具有内在敏锐的内感,文字的组合能力,以及语言的创造力,要有视角,有洞见,在文字的语境中,沉凝出一个现实真实的、多棱多面、随时有典范的人生故事。对传记作家来讲,首先需要一种道德勇气,其次才是才华的悲悯。我一直觉得陈为人作品带着某种文学顽童的青涩,虽然文学作品丰厚,但见人见事,真诚的笑容总是和他的年龄不符,没有一丝狂傲之态,甚具亲和力。
    杨新雨(作家):纪实文学很难隐藏作者的思想、立场和价值观。纪实文学在关于社会、历史和人物的叙述中,常常需要直接给出解读、评判。纪实文学的写作,有思想及态度的直接展示,也直接接受着读者的评判,这是纪实文学在当今的社会现实中显得尤为可贵之处。他的诸多作品,以真实的力量和理性的表达,慢慢证明,它们经得起时间的冲刷,经得起阅读和评判。
    苏华(作家、学者):《柳宗元传》大概有七八个作者和版本,而陈为人不屑成说,不为已有的见解所束缚,以追求历史、照观当代的真理的勇气,穿插了大量的通古今之变的思想议论,研究征引了许多在中国历史长河中衍变流迁的名人缘何对柳宗元情有独钟的不解之谜。《歪批诸子》中所写荀子、庄子、墨子、商子、孟子和管子,表面上看是写他们的思想,实际上是在怀念那个“皆有所长,时有所用”的时代。
    傅书华(评论家):“晚年变法”,是山西文坛近年来出现的一个值得关注、值得研究的现象,指的是一批看过《花甲》的写作者,花甲之后写作出现了“井喷”,陈为人的写作就是其中突出代表。陈为人的写作问题意识很强,不论是写作家,还是写西欧、苏联,写中国古代的柳宗元、墨子,写红颜写古代政治改革家,抑或是走马太行、黄河,写作对象跨度很大,但都是立足于当下中国的现实问题思想前沿,就是用古今中外多种思想资源,来构成对当下中国问题的观照。这,也是他的作品特别受读者欢迎的原因所在。
    王春林(评论家):陈为人的作家传记系列,带有强烈的问题意识,不是为了写传记而写传记,他是带着对文化、对社会、对历史的思考来写的。之所以能把传记写得非常好,我觉得就是史料的运用,尤其是对第一手史料的挖掘、使用。陈为人有一种强烈的批判意识和反思精神,看起来是在写马烽,在写赵树理,研究唐达成,其实他是在对整个文学体制、文化体制,乃至于对社会体制在作深入的研究和批判。
    金汝平(诗人):陈为人关注的很多问题也是很多公共知识分子关注的问题。他通过写知识分子,反思知识分子在中国当代社会里面的集体尴尬,或者集体苦难的命运。今天的知识分子在反思中国社会命运的时候,他自身很难有约束,中国这个专制社会和西方、和东欧有什么差异?我们那种独一无二突出在哪里?这确实是一个有难度的事情。
    李琳之(文化学者):陈为人的作品,最主要的还是作家系列。从唐达成到赵树理、马烽,包括到周宗奇,这几个作品你可以看出来,不管是传主还是作者本人,都有悲剧意识,这个悲剧意识体现在什么地方呢?体现在陈为人老师的《歪批诸子》当中。他用“涸辙之鲋”来说明这个问题,我们的作家就好像坑里面那条小鱼一样,想游游不走,想上上不来,所以干涸而死。所以陈老师的“涸辙”,应该说是精心设置的一个点。
    蒋殊(作家):说感受,归结为一个词,便是“榜样”。陈为人的作品读起来都无比震撼,如唐达成,不仅了解了传主,还从中感受到文坛那种跌宕起伏的斗争,将那个年代中国文坛与政坛的惊心动魄表现得淋漓尽致,体现了一个作家的使命、担当与责任,更是勇气。其次,其作品数量之多、之快速令人惊叹,一本接一本。这个年龄,这样的成绩,给我们年轻作家一种希望,还有什么比这种榜样更具说服力?
    李景平(作家):陈为人作品能洞穿历史,洞穿现实,洞穿历史与现实时空里的人物,透视历史与现实时空里人物的命运,揭示历史与现实时空里人物命运的矛盾。他笔下诸多个案的命运,是个体人的命运,也不是个体人的命运;是知识分子的命运,也不只是知识分子的命运;是中国人的命运,也不是中国人的命运,可以说,它几乎是人类群体的命运,人类社会的命运。陈为人审视的镜头由山西推向中国,由中国推向世界,由现实推到历史,由历史观照现实,全球视野使他具有了人类性,历史反思使他具有了深邃性,时代关切使他具有了前沿性。
    刘媛媛(评论家):当你老了,会变成什么样子?“老”,不仅意味着你外在容貌体型的枯干变丑,更意味着你将退出舞台的中心,成为一个旁观者。但还有一种老,叫“陈为人现象”。他在退休后,尤其进入花甲之年,迸发出生命中最璀璨耀眼的光亮。就已有的阅读感受,我归纳起来陈为人的作品有三股气:人气,文气,胆气。即,行文语言自在流畅,灵动活泼,没有学究气,没有卖弄;视角宏大,境界开阔;尊重史实,客观公允。他的传记不仅单纯写传主的生平事迹,而是结合他所处的时代、背景,从更为开阔的角度,展现传主的性格与命运。
    玄武(作家):梳理山西文脉,需要将一个重要的文脉剥离展示,它就是锋利切入时代,却不为其他因素所左右的文学独立精神。所幸,我在陈为人的一些作品中见到了这一文脉的传承。他善良、热忱、大度,遇事尽可能为他人着想,不计小嫌,其胸怀气度尤其值得我学习。他的文章风骨,磊磊于字里行间。
    刘芳坤(评论家):陈为人创作的传记的一大特点,就是他与传主们保持了适度的距离感。这种距离,也许不能命名为“上帝之眼”或“研究的历史距离”,他试图展示的,是“人之难为人”。人在历史之中的一种尴尬,也就是鲁迅先生所说的知识分子作为一种“历史中间物”的存在。拿《马烽无刺》举例,我们一般认为在面对党和农民利益的时候,赵树理靠近农民,而马烽更靠近党,但是通过阅读这本书,你会发现,原来马烽也有一种难为,有一种尴尬,这可能就是他解释的他的传记是“人本主义”。
    杜学文(山西省作协党组书记、主席):山西文坛众贤毕至,群星闪耀。既有与陈为人相交相熟40年的老作家,也有80后的新锐评论家,这说明了一点,山西文学界有着非常好的传统,最突出的地方,就是老老少少都非常热爱文学。另外,山西作家相互之间的支持、鼓励、扶持、激励,也非常突出。记得中国作协党组成员、书记处书记闫晶明说过,像山西这样的作家在全国还是不多的,大家都坐在一起来说事,这是很难的。山西老作家的创作状态非常好,不断出新作,这个状态一直在保持,我认为这是一件令人欣慰的事情。希望年轻一代的作家,能向前辈作家学习,首先要勤奋,要山西代有人才出,文脉不绝,这是非常珍贵的财富。
    今天的研讨会,首先是对陈为人先生创作成果进行研讨,从更大意义上讲,也是对我们山西文学事业的一种推动。我希望大家能够更多地发现新人、扶持新人、鼓励老人、追赶强人,让山西出现更多的优秀人才和优秀作品。
    我经常想一个问题,我们现在有多少作家,有多少作品?我很希望拿起一份报纸的时候看到有山西的作家,拿起一本杂志的时候,看到有山西的作品。希望大家像陈为人同志这样,60岁后每年还要出好几本书,这样,今后山西文学的影响力和话语权会越来越大,对中国文学的贡献会越来越大。希望大家尤其年轻一代作家,以陈为人同志的创作范式为镜鉴,立足山西实际,坚持新时代习近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围绕黄河、长城、太行独特的厚重承载,把山西文学提高到一个更高水平。
    (感谢刘义利、王璟对此文的贡献)

本报记者 周俊芳 文/图

(责任编辑:李晋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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